在加拿大溫哥華島的西岸，有一處年降雨量超過三千毫米的地帶，濕潤的海洋性氣候造成了這裡典型的溫帶雨林。幾個人才能圍攏的樹木參差比鄰，高聳入雲的樹幹，遮天蔽日的樹葉讓一切都黑暗陰森，濕潤的空氣使得樹幹上布滿了綠絨絨的苔蘚。更奇特的是樹木主幹上長滿指頭粗的枝條，隨意地伸出曲折的枝椏，上面掛滿了毛絨絨的類似老人鬍鬚的寄生藤。這其中有一棵八百年的雪松，樹高超過比薩斜塔。風暴將很多樹連根拔起，底部呈現出圓整如磨坊的圓盤，倒下的樹給後來的植物騰出了空間，半人高的羊齒植物在黑暗樹林僅有的幾縷陽光裡郁郁蔥蔥。
走進這裡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加拿大畫家艾蜜莉．卡爾（Emily Carr, 1871-1945）的繪畫。那些粗壯的樹幹被流暢的線條勾連，連綿成片的樹葉被短促有力的筆觸呼之欲出，陰森鬼魅的氣氛是大自然精魂的寫照。
卡爾於1871年出生在加拿大卑詩省省會維多利亞市。父親是英國移民，在加州淘金熱中發財後移居維多利亞，在離市中心買了一塊十畝地。年少的她經歷的是英國的嚴厲家教。她在五個姊妹中排行最小，也最具反叛性格。她雖然深受父親溺愛，但看不慣他獨裁式的管教，經常挑戰父親的權威。
她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成長，在田野裡嬉戲，與雞鴨豬牛為伍，養成了她與自然的親密關係。十七歲時喪母，十九歲時喪父，她的大姊承擔起監管其他孩子的家長角色。為了逃避大姊的控制，她去舊金山學畫。幾年後又在英國倫敦學畫。但在倫敦的日子是她最不開心的時候，離開加拿大西部的蔥郁森林，她驚異地發現住在倫敦的人比加西的樹還多。在求學期間不乏當地的求愛者，甚至還有專門從溫哥華飛洋過海而來的愛慕者，但她看出沒有人能真正容忍藝術在她生活中的地位，一個個婉言謝絕。四年後因過於用功而精神崩潰，不得不在療養院裡待了一年半。恢復後回到加拿大，在一次阿拉斯加的郵輪之旅中看到印地安人的圖騰，產生興趣，以後多次到印地安人的部落去寫生。就是在這些旅途中，她愛上了卑詩省濃密的雨林，也見證了印地安人的文化被肢解與滅絕。
當時的印地安人正在崩潰的邊緣，百分之九十的人死於天花及其他傳染病，活下來的被徵集到海鮮工廠加工三文魚。許多村莊被遺棄，那些聳入天空的圖騰或被博物館拖走，或被廢棄在大自然裡，任其風吹雨淋，慢慢侵蝕。為了記錄下來正在消失的印地安文化，她常常深入偏遠的島嶼及北部，足跡遍布卑詩省的印地安村落。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她都用過，印地安的獨木舟、郵政公司的郵船和貨車。在驚濤駭浪中她暈船，但為了能看到那些圖騰，她忍受上吐下瀉及被一個人丟在廢棄村子裡的恐懼，在成群的野狗與野貓中，堅持實地寫生。她也曾經住在印地安人傳統的大房子裡面，與他們同吃同住。他們給她取了一個印地安人的名字，克萊．懷克（Klee Wyck），意為「愛笑的人」。她本想讓省政府收購這些水彩畫，作為考古學方面的材料，但她的建議未被採用。
為了繼續出國深造，她在溫哥華教孩子美術，攢夠了錢再次飄洋過海來到巴黎，那時她已三十九歲。在巴黎期間，她受法國後印象派和野獸派影響，大膽用色，使畫面異彩紛呈。一年後回到維多利亞，她的新畫風對當時保守封閉的藝術界無疑是巨大的衝擊。沒有人欣賞她的畫，都希望她回到以前的英國田園風格，畫中規中矩的水彩。她長期被當地正統的畫派排斥。
但她拒絕投大眾的喜好，依舊堅持自己的追求。藝術不能當飯碗，她只好靠繁殖狗賺錢，賣自己做的印地安圖形的陶藝，並當起了房東。她在父親留下的地皮裡建了一幢二層樓，一間為自己的畫室，畫室上的閣樓是她的臥室，其他三間房用來出租。她天天跟租客打交道，做飯、清理、討債，繁瑣的日常管理使得一個愛笑的少女變成了一個暴怒的老太太。「髒爐子要刷，木柴要劈，還要掃除、彈灰、擦洗、管理花園，就是為了讓房子看著像樣點，好從可惡的租客那裡擠出點小錢以便生存。這期間你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在一點點地枯萎。」生活教會了她在令人頭疼的糾紛中必須強悍，必要時關閘斷電。遇到租客拒絕付租金並且威脅她生命的時候，還要叫警察。這種耗盡身心的瑣碎事物可以消磨掉任何藝術家的創作欲望，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裡，她沒有提起畫筆。
與房客打交道讓她更多地看到人性醜陋的一面，她只能從寵物和大自然中尋找慰藉。她養了一隻叫「嗚」的猴子，五、六隻狗，幾隻貓，兩隻鸚鵡，還有一隻叫蘇斯的白鼠。當她被房客暴打後，是這些動物的忠心與陪伴療癒她被傷害的心靈，讓她得到和人相處得不到的溫暖。上街的時候，她推著裝滿寵物的嬰兒車招搖過市，引起無數人側目。人們不能理解她，連她的四個姊姊也不能理解。大家只知道她是個終身未嫁、脾氣怪異的老姑娘。即使在她去世後六十多年的今天，當地人依舊談論她如何將垃圾蓋砸在對手的身上，如何把醫院的護士罵得哭著跑出病房。她的特立獨行讓她在維多亞待了一輩子卻沒有白人朋友，與她關係好的是一個印地安女人和一個華人畫家。
卡爾的孤寂可以從她的日記裡窺見一斑：「我在哪裡都不適應。除了滿身的病痛，我一無所有。我融入不了家庭，也融入不了教會，甚至融入不了自己房子的房東角色。這很可怕，就像玩搶椅子的遊戲。我總是站在外邊，永遠不能在音樂停止前搶到一個座位。音樂總是提前結束。」這種格格不入被邊緣化的感覺，貫穿了她的一生。
然而命運終於對她露出笑臉。1927年加拿大的國家藝術畫廊要舉辦一個表現加拿大西部的畫展，策展人得知卡爾畫印地安圖騰，特地上門造訪，挑選了幾十幅畫。使得她有機會坐火車橫穿加拿大去渥太華參加開幕式。那時她五十七歲。
在這次參展中，她結識了在多倫多的七人組，她得到他們熱情的歡迎，她被邀請去這些畫家的畫室裡，待為上賓。他們把畫作一張張拿給她看，她看得目瞪口呆，世界上還有這麼一批畫家這麼畫畫，色彩可以這樣亮麗，這完全顛覆了她以前對風景畫的看法。她尤其激賞七人組中的勞倫．哈里斯（Lawren Harris）的畫。當她被問及對畫作的意見時，她震驚得語無倫次，要知道七人組是加拿大最富盛名的畫家群，她第一個反應是：「我？我什麼都不懂！」
「你是我們之中的一員。」
他們的肯定讓她醍醐灌頂，點燃了她心中的藝術火花，再加上國家藝術畫廊購買了她的幾幅油畫，更增強了她的信心。此次畫展成了她藝術生涯的轉折點，由此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與七人組的結識，也使她與同行有了真正的交流。
「畫森林吧！」哈里斯建議她，因為還沒有人能夠畫出加西的茂密雨林。為了更好地體會森林，她買了一個拖掛式房車，在溫哥華島和卑詩省北部四處遊蕩。為了看到美景，她拖著笨重的身體，夾著沉甸甸的繪畫材料，翻山越嶺徒步十幾公里。盛夏時蚊蟲的狂轟亂炸，獨自一人在森林被野獸襲擊的恐懼，都沒有動搖她的決心。一天作畫後回到營地，她最快樂的就是與那些動物擠在一起，享受溫馨的一刻。幾次碰到颶風，暴風把車外的東西吹進車裡，同時把車裡的東西折騰到車外，她依舊樂此不疲：
「藝術家，你從心靈深處而來，在黑暗靜寂的深處。讓你的根向深處延伸，獲得力量。讓它們向深處掘進，緊緊抓住大自然母親。向光明的地方伸展、推進。從大地深處汲取豐富的養分，並在壯麗的陽光空氣中升起。」
花甲之年的她從此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期，擺脫了世俗的羈絆，真正進入了藝術王國的自由境界。繪畫前她念念有詞，彷彿是進行一種參拜上蒼的宗教儀式，祈求與大自然合二為一，印地安人對自然的崇拜在空氣中湧動。她在帆布上揮毫，在牛皮紙上塗灑，她畫圖騰，也畫太平洋雨林中直衝雲霄的參天大樹。揮灑自如的時候，她就是樹，原始森林的精魂在她的血液中奔流。她肆意的畫筆一揮而就，畫出樹幹上參差的樹枝，也畫出海岸邊天空浮動的大氣韻律。
正當她創作巔峰時，一場心臟病將七十歲的她擊倒在床，她不得不縮小出行的範圍。無法住在拖車裡就住旅店，依舊堅持戶外寫生。躺在床上不能畫畫時，她就拿起筆寫她的童年、她與寵物和動物的趣聞、她在印地安部落的所見所聞、她與房客鬥智鬥勇的故事，還有在她的日記《Hundreds of Thousands》中記錄下她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的所思所想。她第一本講述與印地安人的故事深得大眾喜愛，這本書讓她獲得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獎。由於她在文學方面的成績，使得人們注意到她的繪畫。
在她人生最後的幾年，她終於得到了遲來的關注。1945年她在溫哥華藝術博物館籌備展覽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七十三歲。
卡爾去世的時候，正當聲譽漸起。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才越來越感受到她對藝術的貢獻。她現在的聲譽甚至超過了七人組。不僅因為她的作品前瞻地預示了環境保護問題，更因為她對印地安文化的敬仰，在近世紀引發了人們對之前行為的反思。
她的印地安人圖騰畫不完全是寫實的，而是將一個族裔衰落的滄桑與悲愴，描繪得淋漓盡致。她畫圖騰上的鷹，翅膀微斂，占據了畫面的主要，從左向右壓下來，彷彿對命運低頭的不甘。那種陰鬱以至窒息的沉重，讓人對印地安文化的消亡而扼腕。
她最成功的繪畫是雨林。密密疊疊的樹木顯示原始森林的狂野，碩大的樹緊緊毗鄰，密不透風。每株樹都有自己的生命及閱歷，當它們被成片地砍伐，只剩下一兩棵孤零零的樹木刺入空中，它們孤傲地將人類的貪婪釘在上面。即使那些被採伐後的樹木遺留下的樹墩，依舊桀驁不馴，遒勁有力的根莖是對生態破壞的無言吶喊與反抗。
她畫海邊的天空，寬蕩空闊，氣韻生動，寥寥幾筆就把大氣的韻律與浮動，勾勒得栩栩如生。
人們把她比作北方的梵谷，因為他們的筆觸都有一種特定的韻律。但她的經歷比梵谷更慘。梵谷有一個全力支持他的弟弟，讓他可以衣食無憂全身心地投入繪畫。而她的四個姊姊沒有一個能理解她，反而對她指手畫腳，冷嘲熱諷。梵谷和其他藝術家有交流和互訪，在巴黎期間與其他畫家進出沙龍，而到了法國南部，高更曾如約前往。而卡爾在她生命最蓬勃的時候都是一個人孤獨作戰，只有五十七歲時才與其他加拿大畫家有互動。
但卡爾和梵谷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她的日記和梵谷的書信集都成了藝術家闡釋成長之路的最好的文學作品。生長在那個時代的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相夫教子，但她能夠擺脫世俗對女人約定俗成的限制，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對當時的社會有著不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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