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法罕的三天

（一）

 

飛機到達伊斯法罕是晚上10點。同機的一個旅客帶我到了出租車的地方，把接待我的伊朗主人家的電話給了司機，同時又將他的手機號給我以應急。他同時告訴我出租車很安全，都是注冊了的， 不回出事。

上了車我才意識到薩曼和薩拉的家有多遠，朝伊市的反方向開。過了半個鐘頭，在司機與薩曼不斷地交流下，車終於停在一個居民樓的鐵門外。我從車上下來，一個身體魁梧，滿頭獅發的戴眼鏡的男人接過我的背包，他就是薩曼。

我跟他上了二樓，門打開，一個二十多歲、皮膚白皙、有連心眉的女人開了房門，她給我一個擁抱，她就是薩拉。他們的公寓很大，非常大的客廳，兩間房。薩拉告訴我伊朗人喜歡大房子，他們的公寓還算小的。

放下我的背包，薩曼就開始忙作飯。但他的第一個問題就讓我刮目相看：“你怎樣看毛？”北美人第一次見面的問題不會是這個。隻有在政治高壓下生活的人才會對這種話題感興趣，讓我想起中國人。我油然對他生出了好感。

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跟我談伊朗的現狀。怎樣對生在這樣一個國家和時代感到絕望，他說他投票給內賈德就是因為隻有他能毀滅伊朗，隻有伊朗崩潰這個體制才能結束。薩拉告訴我在伊朗女人必須戴頭巾，否則一年監獄。涂一個指甲，罰款50 美元。女人沒辦法，隻好在能露出的臉上花功夫，所以很多人做隆鼻手術。我這才明白為什麼很多姑娘的鼻子上貼著創可貼。伊朗還有另一個規定，沒有親屬關系的男女是不能走在一起的，抓住就會進監獄。

“伊朗的男人都進過監獄。” 薩曼說。

“你也進過？”我懷疑地問道。

他點點頭。他說當時和女朋友在街上，被警察抓住，放進大牢，一頓毒打，逼問他們是否有性關系。他咬緊牙關，死不承認。警察沒辦法，至好把他送交法院。最后的審判是二十鞭，如果再給抓住就會執行。我聽的瞠目結舌。在伊朗的幾周我深刻體會了男女隔離的狀況，不僅飛機場男女有不同的入口，連大型商店也如此。旅店住宿要查身份証上的婚姻狀況，丈夫身份証上有妻子的照片， 反之亦然。 這種宗教偏執狂式的泯滅人性，讓人不寒而栗。我這才深刻地理解了薩曼的與爾俱亡的心理。

（二 ）

第二天，薩曼給了我一個手機方便聯系，又開車把我帶到著名的三十三孔橋邊。我就一個人在古城裡閑轉，對伊朗的燦爛文明有了更進一步地了解。伊城始建於公元前4世紀，此地多次成為不同王朝的首都，再加上身為絲綢之路南線的重鎮，為各方商賈雲集之地。十六世紀成為薩法威王朝的國都，並大興土木，現在看到的建筑多是那個時期的產物。我站在伊曼廣場上，被其恢宏的布局深深打動。此廣場是世界上的第二大廣場，僅次於天安門。上有寬廣的草地，比足球場還大的噴水池，排列有序的樹木， 四周圍饒的是二層宮殿般的長排建筑， 上有一列圓柱，圓拱。 其間有幾個建筑如明珠鑲嵌其中。回教堂宏大的圓拱上鑲滿了精美的藍花瓷磚，阿裡卡普宮德牆上鋪滿了精美的浮雕與壁畫。而宮殿般的長排建筑下是工藝品店，銅器，細密畫，木質品，地毯，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當地的藝人邊工作邊買賣， 游客看到他們的精湛技藝。當我的包裡被不斷購入的寶物充滿時，也是我該回家的時候。

等了半天出租沒等到，被告知要去主路上等。我就走到一堆人的地方，問去哪裡打的。一位長者取出老花鏡，看到我的地址，立刻眉開眼笑，說他家裡的很近，可順路捎我回去。但問題是他的車因為亂放被警察拖走了，交不了罰款就取不了車。我這才明白烏央一堆人擠在一起是為了交罰款。

“沒關系，我幫你。”

我走到窗口，用僅有的幾句波斯話說：“我朋友，我朋友。。”，指著長者。

警察一看我是外國人，立刻特辦，不到一分鐘就收了錢並在罰單上蓋了章。拿著罰單，我和他哈哈大笑， 邊說邊走到地下停車場取了車， 往家開。

我很驚異於他英語的流利，問他哪裡學的。他說以前在石油公司工作，現已退休。他問我住在哪裡，我說加拿大。他又一樂，說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多倫多，其中一個這兩天回家探親。

很快到了薩曼的家，我和他揮手告別。

薩曼在家，我讓他帶我到附近的超市買菜。說好要給他們做頓中國菜。費了不少勁，終於找到我需要的基本食材。等我把菜做好，薩拉也回來了。四個菜被三人一掃而光，津津有味。薩曼告訴我他們接待過從法國、 南韓、意大利來的客人，都給他們做過飯，但我做的最好吃。飯飽之余我問他們是怎麼認識的。

“在網上。”薩拉說。

我一驚。沒想到伊朗的青年如此先進。

薩拉的名字和一個伊朗女作家一樣。薩曼與她聯系，才發搞錯了，但兩人由此結識，四個月后就結婚了。 薩拉講洒滿很浪漫，因兩人分住兩地， 隔一段時間才能見面。但薩曼一天出其不意的來了，讓她感動半天。

她尤其感激薩曼娶了她。未婚的伊朗女孩最不自由，什麼都被父母管。何況薩曼並不是那種願意被婚姻枷鎖套上的人。

我看了他們新婚的照片。那時的薩曼可謂英俊瀟洒，人比現在瘦很多，文質彬彬， 一個典型知識分子的樣子。薩拉說他太不照顧自己，暴飲暴食，這幾年長了三十多公斤。薩曼毫不在乎地說自由都沒有， 什麼都無所謂。他倆決定不要孩子，不願讓孩子成長在這種環境裡。

（三）

第三天我在伊市轉了其他的地方，像美術館，集市，星期五教堂，甚至還從美院裡經過。因為第二天是節日，所有的地方都關門， 我隻好把三天的行程壓進兩天裡，晚上還要到薩拉的班裡和她的學生見面。

到了8點多，薩曼開車把我送到夜校， 我隨薩拉上了樓，有三四個老師在那兒。我先是被帶到一個教室裡， 一看，繞著牆坐著十幾個女生，年齡從11歲到四十歲不等，都是黑頭巾、 黑長褂， 滿眼黑呀呀一片。老師先作了簡短介紹，然后讓學生提問。她們剛開始還挺害羞，但很快自如地問問題，如我去了那些地方，為什麼來伊朗，多大歲數。也有的問我對伊斯蘭教的看法。我說西方對伊斯蘭的偏見主要是不滿對女人的壓制。其實伊斯蘭曾經有過很燦爛的文明，，而且科學技術曾經比歐洲先進的多，也比基督教寬容。我還想更深入地討論這個話題但我被帶到另一個教室。

這個班也大同小異，類似的問題。但一個女孩問我帶頭巾的感覺。我搖搖頭，訴苦怎麼不習慣，尤其照相時，把相機套在脖子上和取下時總是把頭巾扯亂。她們都理解地笑了，“我們對頭巾都深惡痛絕”。另外一個女孩問我對內賈德的看法。我用手指指頭，暗喻此君腦子有問題，她們又都笑起來。一個三十歲的女人激憤地說，“我老問自己為什麼會生在伊朗，為什麼偏偏是這個時代？ 哪怕提前三十年也要好的多！”1979 年霍梅尼掌權前的伊朗非常開化，是中東最前衛的國家之一。當時的國王禁婦女帶頭巾，也不許男人戴帽子。女人在各個領域大顯身手， 出現女飛行員、女法官、女議員。 但79年后霍梅尼執政后，伊朗女人一下子回到中世紀，各種的限制與壓制讓知識女性在痛苦中煎熬。

我去的最后一個班是薩拉的班，人要比前兩個班多的多。我終於有機會問問題，就問那些已婚的女人怎樣認識她們的丈夫。一個說是學校裡認識的，另外兩個說是父母包辦。其中一位與丈夫見了兩面就結了婚。看著她那祥和平靜的表情我極為吃驚。雖然中國人在不遠的過去也是這種配對方式，但對我來說還是無法想象。但我想起在旅途中遇到的一個當地女孩的話，“在北美到處是毒品和暴力，生出來的孩子的父親都不知是誰。在這種環境下生長的孩子能沒問題嗎？”她的話不無道理。隻是在伊朗這種環境下，如果嫁到一個好男人能結局不錯，但如果在不幸的婚姻裡，女人都沒有解脫婚姻枷鎖的權利，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也不會幸福。

會談結束后，我提議給她們照張像。她們都趕緊整頓衣冠，臉上展出甜美的笑容。我按了快門，在一排黑壓壓的頭巾與長袍間是一張張美麗的面孔。

回到家裡，薩拉向我展示她得到的生日禮物。兩件花裙子，一雙鞋，還有一個手包。看著她那快樂的表情我心裡卻有說不出的悲哀。那些漂亮的衣服有什麼用呢？連穿出去的權利都沒有。美麗的容顏、青春四射的肌膚就在那層黑皮下枯萎、敗謝。世上有什麼比這個讓人更悲哀的呢?

薩拉曾經告訴我，她此生最大的夢想就是能身穿T恤衫、牛仔褲，沒有頭巾、長袍在大街上 自由地行走，感受清風吹拂身體的感覺。於是我腦子裡出現一個圖畫，薩拉上身淡黃色的T恤，下身一條淡藍牛仔，她長發披肩，在風中自由地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