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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World of Bing He 冰荷的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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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伊斯坦布尔

7/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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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著朝聖者的虔誠第二次造訪伊斯坦堡。那天一切都沐浴在金色晨光中,我一步一合十地向它走去,心中充滿了感動和欣喜。2003年,我懵懂地第一次走進伊斯坦堡,被它輝煌的三千年歷史和沉穩大度的氣質所折服。十年後,在閱讀了無數的史實和掌故,梳理了它的輝煌和滄桑,我又重返此地。
伊斯坦堡的地理位置絕無僅有,地跨歐亞大陸,三面環海,城市中間一條博斯普魯斯海峽將歐亞分開,卻又將黑海和馬爾馬拉海連到一起,造成了它天然優越的地理位置。當我站在加拉塔(Galata)橋上,遠眺它巍峨的剪影,一種震懾的威力裹挾住了我。那連綿起伏的天際線勾畫出清真寺輪廓的渾圓穩重,誦經塔聳入雲霄的直線彷彿高昂的音符,在平緩中異軍突起。煙波浩渺的海水上船隻往來穿梭,一派繁榮昌盛,述說過去三千年的輝煌。
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這三個璀璨閃耀的名字集於一身,每個名字都蘊含著光輝的歷史和傲然於世的文化。公元前七世紀希臘人憑著神的啟示來到此地,慧眼認出得天獨厚的戰略地位,把它開闢為城邦。兩百年後,波斯國王大流士來到此地,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造了長達一里的浮橋,被希羅多德載入《歷史》一書。當君士坦丁大帝揮師東進,把它納入羅馬帝國的版圖,訂基督教為國教,徹底改變了西方的文化軌跡。他還異想天開地將都城從羅馬遷於此,萬千寵愛於一身,並大興土木,將一個希臘的漁港蛻變為雄踞歐亞的羅馬帝國都城。這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六世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從外面的喧囂一進入聖索菲亞大教堂,彷彿水滴進入了廣袤的湖泊,悄無聲息。在幽暗空曠的的圓頂上,有鑲金的馬賽克殘片,陽光透過高遠的天窗一縷縷射下,勾勒出石柱頭的精雕細刻。殘留的基督像、聖母和聖子像神情嚴肅,鑲金的殘片依舊閃光。吊著很低的巨型圓環燈散發出暈黃的光,應和著赭黃斑駁的牆面,越發襯出神祕幽深空曠的氣氛。六世紀時,它橫空出世,此後一千年獨霸世界最大建築,不得不讓當時與後世的人們重新刷新對建築的定義。恢弘的圓拱直徑達三十一米,縝密的設計才能支撐如此龐大的體積。
當初看到聖索菲亞大教堂,被它厚重所折服。這次再來,熟稔於心的是十三個世紀飽嘗榮辱興衰的歷史。當年它被鑲金的馬賽克映照得熠熠閃光,幾百年後被同樣信奉基督教的十字軍洗劫一空,它的神壇被起舞喝酒的妓女所玷污。曾繚繞基督的唱詩也被默罕默德的信徒的叩首膜拜聲取代。如今的它已經波瀾不驚,那種歷史沉澱的厚重,只有輕拍青灰色的大理石牆面才能體會得到。
拜占庭文化的另一個典範是柯拉(Chora)修道院教堂。教堂不大,原建於五世紀,後經多次翻修,現存的壁畫和馬賽克都是十五世紀的產物。進去一看,只覺得各種色彩紛呈,刺激視覺神經:鑲金的馬賽克亮得晃眼;目光呆滯的聖徒在黑色背景襯托下表情肅穆;白色的教袍布滿黑色十字圖案的強烈對比;基督和聖徒生活的壁畫顏色鮮艷奪目。看到了這個教堂的圖案才能遙想聖索菲亞大教堂當年的輝煌。
潮漲潮落,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也有式微的一天。當1453年守在城牆的士兵看到萬千的鄂圖曼士兵在誦經聲中匍匐在地的時候,他們知道長達一千年的時代結束了,另一種文明將取而代之。
鄂圖曼的蘇丹將這個城市作為自己的首都,並給它另一個名字——伊斯坦堡,意為「城市」。 
鄂圖曼人的到來使得原本衰敗的君士坦丁堡又重獲生機。穆罕默德二世不僅廣招移民,而且大興土木。各式各樣的清真寺如雨後春筍,徹底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天際線。厚重的棕黃色圓頂如一個個山包,連綿起伏,讓人想起安納托利亞起伏的山丘。迴蕩天際的誦經聲伴隨著教堂的鐘聲,各式人種在伊斯坦堡往來穿梭,一個包容的國際化大都市在歐亞交接處崛起。
如果說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建造是用來宣揚基督教的恢弘,那藍色清真寺則是伊斯蘭教對它的分庭抗禮。還記得2003年第一次走進時的震撼,仰頭一望,滿天繁複的藍花讓人墜入花的海洋。聖索菲亞大教堂給人的感覺是厚重與陰鬱,而藍色清真寺的感覺則是輕快與明媚。在白色背景上是各種顏色的組合搭配,淡藍、桔黃、淺粉、棕紅被描繪在瓷磚上,一排排圓拱的天窗盡量邀請陽光而入,紅色的地毯從腳下一直鋪蓋到遠方。
要想了解鄂圖曼歷史還要去托普卡匹皇宮。從外面看,皇宮並不起眼,沒有高大的建築,也無氣宇軒昂的雕像,平凡得像個公園。走進第一個庭院,是侍衛隊的住所,為黑人太監組成,負責保衛皇宮的安全。後宮是蘇丹住所,可納佳麗上千,而藏嬌的金屋被繁複的花紋裝飾得美輪美奐。真正展示鄂圖曼帝國當年的財富還要去珍寶館,各式各樣的珠寶多得像石頭,甚至畫蛇添足地鑲在瓷碗上。
皇宮裡有各式的花磚牆,彩色玻璃窗,還有鑲金的窗櫺和大理石的地面,但一切給人的感覺是壓抑。鄂圖曼帝國有個規定,一旦王子成了蘇丹,為了防止宮廷政變,其他兄弟格殺勿論。曾經有十九個王子被同時勒死的紀錄,最小的孩子還在吃奶。後來這個過於血腥的規矩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把他們關起來。
當被關了三十九年的一波漢姆從無窗的房間放出來而成了蘇丹時,他的腦子已經不正常了。在聲色犬馬縱欲無度之後,他下令把二百八十個妃子反手捆綁投入博斯普魯斯海峽。那陰暗的氣氛也許就是當年宮廷生活的寫照。
●
我這次來想尋找當年的印記。當初踏遍了伊斯坦堡的角角落落,從托普卡匹皇宮到地下水宮,從大巴扎集市到香料市場,從博物館到清真寺,我登上了加拉達塔俯瞰伊斯坦堡的全景,也乘船遊覽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十年一夢,別來無恙乎?
當年清真寺附近曾有一個街心公園,是當地人歇腳喝茶的地方。當地人帶著老婆孩子席地而坐,穿著紅衣紅帽身背大銅壺的茶倌就穿梭在人群間,只見他一彎身,背後半人高的銅壺劃出一道水柱,一滴不漏地注入伸出的杯子裡。但現在視力所及之處都被鋪上了平整的石板,不見當地人的痕跡,也沒有了茶倌。
那時在一個小旅店住宿,房間裡床邊有一個小地毯,頭一次把腳放在上面,開闢了五官的新感受,也開啟了我採購地毯的歷程。不知當時的旅店是否還在。
我沿著記憶尋找,完全沒有當初的影子。在幾次詢問下,終於又找到了旅店。旅店還沒有變樣,最頂層依舊為吃早飯的地方,可以俯瞰街頭的景色。我甚至找到了當年相同的房間,依舊有一方小地毯在床邊。於是十年前的一幕幕鮮活地蹦跳出來:店夥計眉清目秀的神情;第一次聽到凌晨誦經聲的驚奇;看到澡堂圓穹上的星星狀出氣口發出了讚嘆……。
旅店前台的夥計當然早已換了人,和他聊起十年前的經歷,以及怎樣思念伊斯坦堡,沒想到他來了句:「伊斯坦堡也想念你。」剛一聽覺得有點突兀,一個地方怎麼會思念一個人?但一想,為什麼不呢?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從旅店裡出來,到藍色清真寺附近轉悠,路邊有一個茶館,老闆熱情地邀我喝一杯茶。讓我想起十年前不論走到哪裡,熱情的店老闆就會問要不要杯茶。我於是坐在板凳上,卸下背包,小夥計端上一個銅盤,上面擺了兩個小巧的玻璃茶杯,裡面是酸酸甜甜的蘋果茶。一口熱茶下肚,話匣子打開,天南地北,買不買東西都成了次要的問題,關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當時在眾多的店老闆中遇到了一個曾經教文學的教授,他告訴我為生計所迫及缺乏言論自由而轉而從商,但依舊思念教書的生涯和朗朗的讀書聲。他談到美國詩人艾略特,甚至引用其詩句。回到家中,他的故事依然縈繞在我腦海裡。奇怪的是這次在伊斯坦堡轉了兩天,卻沒有遇到一個兜售地毯的人。
茶館的老闆已經五、六十歲,滿頭銀髮,滿眼的疲憊。和他聊起來,告訴我他從安納托利亞來,在此打拚二十幾年,家還在農村,但人已經回不去了。問他將來的打算,也是一臉的茫然。聊起伊斯坦堡這些年的變化,發展太快,到處翻修改造,精品酒店如雨後春筍,摩天大樓此起彼伏。我感慨旅遊區裡的當地人成了少數,到處是歐美的遊客,失去了那種接地氣的感覺。而他能做的只是搖頭嘆息。
從那裡出來,不禁感慨,人為什麼會懷舊,甚至對只去過一次的地方念念不忘。伊斯坦堡從希臘時代的漁村到東正教的帝都再到鄂圖曼的明珠,變化不可謂不巨大。如果一味強調守舊,既不現實也不合理。但發展並不意味著拆毀,相反地,過去的痕跡彌足珍貴,消失了就不會再來。當民居依舊是民居,人依舊是祖祖輩輩居住的人,歷史的記憶就會一代代傳播下去,文化和種族會繁衍下去。
我相信伊斯坦堡不會大變,六世紀的城牆廢墟依舊巍峨,希臘時期的石柱依舊在地下水宮裡挺立,大巴扎集市依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加拉塔橋上的魚竿依舊密集成一道風景線。(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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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森林的精魂

1/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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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溫哥華島的西岸,有一處年降雨量超過三千毫米的地帶,濕潤的海洋性氣候造成了這裡典型的溫帶雨林。幾個人才能圍攏的樹木參差比鄰,高聳入雲的樹幹,遮天蔽日的樹葉讓一切都黑暗陰森,濕潤的空氣使得樹幹上布滿了綠絨絨的苔蘚。更奇特的是樹木主幹上長滿指頭粗的枝條,隨意地伸出曲折的枝椏,上面掛滿了毛絨絨的類似老人鬍鬚的寄生藤。這其中有一棵八百年的雪松,樹高超過比薩斜塔。風暴將很多樹連根拔起,底部呈現出圓整如磨坊的圓盤,倒下的樹給後來的植物騰出了空間,半人高的羊齒植物在黑暗樹林僅有的幾縷陽光裡郁郁蔥蔥。


走進這裡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加拿大畫家艾蜜莉.卡爾(Emily Carr, 1871-1945)的繪畫。那些粗壯的樹幹被流暢的線條勾連,連綿成片的樹葉被短促有力的筆觸呼之欲出,陰森鬼魅的氣氛是大自然精魂的寫照。

卡爾於1871年出生在加拿大卑詩省省會維多利亞市。父親是英國移民,在加州淘金熱中發財後移居維多利亞,在離市中心買了一塊十畝地。年少的她經歷的是英國的嚴厲家教。她在五個姊妹中排行最小,也最具反叛性格。她雖然深受父親溺愛,但看不慣他獨裁式的管教,經常挑戰父親的權威。

她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成長,在田野裡嬉戲,與雞鴨豬牛為伍,養成了她與自然的親密關係。十七歲時喪母,十九歲時喪父,她的大姊承擔起監管其他孩子的家長角色。為了逃避大姊的控制,她去舊金山學畫。幾年後又在英國倫敦學畫。但在倫敦的日子是她最不開心的時候,離開加拿大西部的蔥郁森林,她驚異地發現住在倫敦的人比加西的樹還多。在求學期間不乏當地的求愛者,甚至還有專門從溫哥華飛洋過海而來的愛慕者,但她看出沒有人能真正容忍藝術在她生活中的地位,一個個婉言謝絕。四年後因過於用功而精神崩潰,不得不在療養院裡待了一年半。恢復後回到加拿大,在一次阿拉斯加的郵輪之旅中看到印地安人的圖騰,產生興趣,以後多次到印地安人的部落去寫生。就是在這些旅途中,她愛上了卑詩省濃密的雨林,也見證了印地安人的文化被肢解與滅絕。

當時的印地安人正在崩潰的邊緣,百分之九十的人死於天花及其他傳染病,活下來的被徵集到海鮮工廠加工三文魚。許多村莊被遺棄,那些聳入天空的圖騰或被博物館拖走,或被廢棄在大自然裡,任其風吹雨淋,慢慢侵蝕。為了記錄下來正在消失的印地安文化,她常常深入偏遠的島嶼及北部,足跡遍布卑詩省的印地安村落。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她都用過,印地安的獨木舟、郵政公司的郵船和貨車。在驚濤駭浪中她暈船,但為了能看到那些圖騰,她忍受上吐下瀉及被一個人丟在廢棄村子裡的恐懼,在成群的野狗與野貓中,堅持實地寫生。她也曾經住在印地安人傳統的大房子裡面,與他們同吃同住。他們給她取了一個印地安人的名字,克萊.懷克(Klee Wyck),意為「愛笑的人」。她本想讓省政府收購這些水彩畫,作為考古學方面的材料,但她的建議未被採用。

為了繼續出國深造,她在溫哥華教孩子美術,攢夠了錢再次飄洋過海來到巴黎,那時她已三十九歲。在巴黎期間,她受法國後印象派和野獸派影響,大膽用色,使畫面異彩紛呈。一年後回到維多利亞,她的新畫風對當時保守封閉的藝術界無疑是巨大的衝擊。沒有人欣賞她的畫,都希望她回到以前的英國田園風格,畫中規中矩的水彩。她長期被當地正統的畫派排斥。
但她拒絕投大眾的喜好,依舊堅持自己的追求。藝術不能當飯碗,她只好靠繁殖狗賺錢,賣自己做的印地安圖形的陶藝,並當起了房東。她在父親留下的地皮裡建了一幢二層樓,一間為自己的畫室,畫室上的閣樓是她的臥室,其他三間房用來出租。她天天跟租客打交道,做飯、清理、討債,繁瑣的日常管理使得一個愛笑的少女變成了一個暴怒的老太太。「髒爐子要刷,木柴要劈,還要掃除、彈灰、擦洗、管理花園,就是為了讓房子看著像樣點,好從可惡的租客那裡擠出點小錢以便生存。這期間你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在一點點地枯萎。」生活教會了她在令人頭疼的糾紛中必須強悍,必要時關閘斷電。遇到租客拒絕付租金並且威脅她生命的時候,還要叫警察。這種耗盡身心的瑣碎事物可以消磨掉任何藝術家的創作欲望,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裡,她沒有提起畫筆。

與房客打交道讓她更多地看到人性醜陋的一面,她只能從寵物和大自然中尋找慰藉。她養了一隻叫「嗚」的猴子,五、六隻狗,幾隻貓,兩隻鸚鵡,還有一隻叫蘇斯的白鼠。當她被房客暴打後,是這些動物的忠心與陪伴療癒她被傷害的心靈,讓她得到和人相處得不到的溫暖。上街的時候,她推著裝滿寵物的嬰兒車招搖過市,引起無數人側目。人們不能理解她,連她的四個姊姊也不能理解。大家只知道她是個終身未嫁、脾氣怪異的老姑娘。即使在她去世後六十多年的今天,當地人依舊談論她如何將垃圾蓋砸在對手的身上,如何把醫院的護士罵得哭著跑出病房。她的特立獨行讓她在維多亞待了一輩子卻沒有白人朋友,與她關係好的是一個印地安女人和一個華人畫家。
卡爾的孤寂可以從她的日記裡窺見一斑:「我在哪裡都不適應。除了滿身的病痛,我一無所有。我融入不了家庭,也融入不了教會,甚至融入不了自己房子的房東角色。這很可怕,就像玩搶椅子的遊戲。我總是站在外邊,永遠不能在音樂停止前搶到一個座位。音樂總是提前結束。」這種格格不入被邊緣化的感覺,貫穿了她的一生。

然而命運終於對她露出笑臉。1927年加拿大的國家藝術畫廊要舉辦一個表現加拿大西部的畫展,策展人得知卡爾畫印地安圖騰,特地上門造訪,挑選了幾十幅畫。使得她有機會坐火車橫穿加拿大去渥太華參加開幕式。那時她五十七歲。

在這次參展中,她結識了在多倫多的七人組,她得到他們熱情的歡迎,她被邀請去這些畫家的畫室裡,待為上賓。他們把畫作一張張拿給她看,她看得目瞪口呆,世界上還有這麼一批畫家這麼畫畫,色彩可以這樣亮麗,這完全顛覆了她以前對風景畫的看法。她尤其激賞七人組中的勞倫.哈里斯(Lawren Harris)的畫。當她被問及對畫作的意見時,她震驚得語無倫次,要知道七人組是加拿大最富盛名的畫家群,她第一個反應是:「我?我什麼都不懂!」

「你是我們之中的一員。」

他們的肯定讓她醍醐灌頂,點燃了她心中的藝術火花,再加上國家藝術畫廊購買了她的幾幅油畫,更增強了她的信心。此次畫展成了她藝術生涯的轉折點,由此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與七人組的結識,也使她與同行有了真正的交流。

「畫森林吧!」哈里斯建議她,因為還沒有人能夠畫出加西的茂密雨林。為了更好地體會森林,她買了一個拖掛式房車,在溫哥華島和卑詩省北部四處遊蕩。為了看到美景,她拖著笨重的身體,夾著沉甸甸的繪畫材料,翻山越嶺徒步十幾公里。盛夏時蚊蟲的狂轟亂炸,獨自一人在森林被野獸襲擊的恐懼,都沒有動搖她的決心。一天作畫後回到營地,她最快樂的就是與那些動物擠在一起,享受溫馨的一刻。幾次碰到颶風,暴風把車外的東西吹進車裡,同時把車裡的東西折騰到車外,她依舊樂此不疲:
「藝術家,你從心靈深處而來,在黑暗靜寂的深處。讓你的根向深處延伸,獲得力量。讓它們向深處掘進,緊緊抓住大自然母親。向光明的地方伸展、推進。從大地深處汲取豐富的養分,並在壯麗的陽光空氣中升起。」

花甲之年的她從此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期,擺脫了世俗的羈絆,真正進入了藝術王國的自由境界。繪畫前她念念有詞,彷彿是進行一種參拜上蒼的宗教儀式,祈求與大自然合二為一,印地安人對自然的崇拜在空氣中湧動。她在帆布上揮毫,在牛皮紙上塗灑,她畫圖騰,也畫太平洋雨林中直衝雲霄的參天大樹。揮灑自如的時候,她就是樹,原始森林的精魂在她的血液中奔流。她肆意的畫筆一揮而就,畫出樹幹上參差的樹枝,也畫出海岸邊天空浮動的大氣韻律。

正當她創作巔峰時,一場心臟病將七十歲的她擊倒在床,她不得不縮小出行的範圍。無法住在拖車裡就住旅店,依舊堅持戶外寫生。躺在床上不能畫畫時,她就拿起筆寫她的童年、她與寵物和動物的趣聞、她在印地安部落的所見所聞、她與房客鬥智鬥勇的故事,還有在她的日記《Hundreds of Thousands》中記錄下她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的所思所想。她第一本講述與印地安人的故事深得大眾喜愛,這本書讓她獲得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獎。由於她在文學方面的成績,使得人們注意到她的繪畫。

在她人生最後的幾年,她終於得到了遲來的關注。1945年她在溫哥華藝術博物館籌備展覽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七十三歲。
​卡爾去世的時候,正當聲譽漸起。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才越來越感受到她對藝術的貢獻。她現在的聲譽甚至超過了七人組。不僅因為她的作品前瞻地預示了環境保護問題,更因為她對印地安文化的敬仰,在近世紀引發了人們對之前行為的反思。
她的印地安人圖騰畫不完全是寫實的,而是將一個族裔衰落的滄桑與悲愴,描繪得淋漓盡致。她畫圖騰上的鷹,翅膀微斂,占據了畫面的主要,從左向右壓下來,彷彿對命運低頭的不甘。那種陰鬱以至窒息的沉重,讓人對印地安文化的消亡而扼腕。
她最成功的繪畫是雨林。密密疊疊的樹木顯示原始森林的狂野,碩大的樹緊緊毗鄰,密不透風。每株樹都有自己的生命及閱歷,當它們被成片地砍伐,只剩下一兩棵孤零零的樹木刺入空中,它們孤傲地將人類的貪婪釘在上面。即使那些被採伐後的樹木遺留下的樹墩,依舊桀驁不馴,遒勁有力的根莖是對生態破壞的無言吶喊與反抗。
她畫海邊的天空,寬蕩空闊,氣韻生動,寥寥幾筆就把大氣的韻律與浮動,勾勒得栩栩如生。
人們把她比作北方的梵谷,因為他們的筆觸都有一種特定的韻律。但她的經歷比梵谷更慘。梵谷有一個全力支持他的弟弟,讓他可以衣食無憂全身心地投入繪畫。而她的四個姊姊沒有一個能理解她,反而對她指手畫腳,冷嘲熱諷。梵谷和其他藝術家有交流和互訪,在巴黎期間與其他畫家進出沙龍,而到了法國南部,高更曾如約前往。而卡爾在她生命最蓬勃的時候都是一個人孤獨作戰,只有五十七歲時才與其他加拿大畫家有互動。
但卡爾和梵谷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她的日記和梵谷的書信集都成了藝術家闡釋成長之路的最好的文學作品。生長在那個時代的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相夫教子,但她能夠擺脫世俗對女人約定俗成的限制,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對當時的社會有著不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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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鬱的紐芬蘭島

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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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紐芬蘭島,才驚異地發現世界上還有這一塊地方,大得堪比大陸,東西長五百公里,面積十萬平方公里。島上,呼嘯的海風、枯黃的野草、稀少的人煙、綿延的海岸線,構成了獨特的地理環境。

在這個被稱為「巨石」的島上奔馳,滿眼無邊都是陰鬱的深綠。參差毗連的原始樹林中,一條高速公路穿越期間,彷彿是小船在汪洋中劃出的一條線,很快就被叢林吞噬。在這種環境下開車久了,時間與空間都飄忽成虛無的概念。而當汽車轉向海岸的方向,會在不經意間突然出現幾個零散的木屋,這時你才突然一驚,知道自己並非在另一個星球上。隨著車子靠近海岸線,木屋也密集起來,開始看到了街道和路燈,有了店鋪和加油站,還有船隻點點。

沿著海岸,是崎嶇陡峭的山路,有的長達一百多公里,是徒步者的天堂。在無人的山路裡行走,除了風、石頭和海鳥並無其他。站在峭壁上,彷彿在天地之間遺世獨立,轟隆隆的是大西洋澎湃的浪潮,夾雜著陰雲密布的天空下狂野的風。那風帶著咆哮,裹挾著冰冷,飽含著鹹濕,掃蕩整個天地。人在嚴酷的大自然威力下瑟縮成紙做的風箏,從裡到外吹得透徹。
在這裡待了兩周後,才明白為什麼會聞魚色變,也明白了為什麼當地人會用一隻龍蝦換一根玉米。這裡的一切日用品糧食水果都需要海運,一個稀鬆平常的洋蔥居然會斷貨。我剛開始吃鱈魚的時候很興奮,過了幾天發現頓頓是鱈魚,從鱈魚腮到鱈魚舌頭,從炸魚到燉魚,從魚餅到魚丸,於是從「海鮮控」到「海鮮恐」,避之唯恐不及。

在星羅棋布的漁村裡徜徉,有一種說不出的魅力。遊客經常光顧的小鎮透露著興旺的景色,粉刷成各種顏色的木屋,白底紅邊的燈塔,賣手工藝品的櫥窗裡裝飾著精巧的飾品,樸實親切的當地人過著波瀾不驚的生活。但另一種蕭條的景象讓人刻骨銘心——廢棄的燈塔被海水環繞,孤零零地立在孤島上,布滿鏽斑;零星的房屋在空蕩蕩的海岸邊,見不到一個人影;一個類似觀景台的地方有一個長椅,一隻玩具熊坐立在一個支架上,大概是為了紀念某個早逝的兒童;常年被海水洗刷的岩石平整如地,長滿了黑色的苔蘚;海風如喪夫婦人的哀號,無日無夜嗚嗚地傾訴著悲哀,在鉛色的烏雲下更襯托出滿目蕭然。
這個位於北美最東端的地方,很早就有人類的足跡。一萬年前不同的印地安人部落先後四次踏上這片土地,每次如浪潮沖岸,來了又走了,中間間隔幾百年到幾千年。十世紀的維京人是第一次踏入北美土地的歐洲人,待了十年後也撤離。十五世紀後英國人開拓成殖民地,其首都聖約翰是北美第一個城市,一直發展到今。不曾想這名不經傳的地方,竟是第一個發明電報的地方,第一個建立法庭的地方,第一個設置防疫站的地方。 

●鱈魚
義大利水手約翰卡波特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啟發,跑到英王室要求贊助他的探險。1492年,他帶著不到二十名水手揚帆遠航,由於風吹導致航線偏差,在此地登陸。卡波特看到成群的魚,一個被印地安人塗紅的樹枝,還有一個篝火。他意識到有人居住,便倉皇逃離。
他回到英國覲見國王,亨利七世殷切期盼他發現了金銀財寶,但得到的回答卻是——成群的魚,多得可以把桶放在水裡就裝滿了魚。留下了「踩著鱈魚群的脊背就可上岸」的傳說。國王於是給了他十英鎊作犒賞。但沒人知道正是這魚讓英國在海外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名曰紐芬蘭,意為「新發現的陸地」。也正是這魚決定了這塊土地的興衰。

鱈魚最長可以長到二米多,最重達一百公斤,在當時是便宜又豐富的蛋白質。當時歐洲的魚比肉要貴很多,再加上宗教原因,很多日子不能吃肉,鱈魚便成了當時頗受歡迎的食品。豐富的魚類資源不僅吸引了從英國和愛爾蘭的漁民夏季到這裡捕魚,也吸引了法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人。後來英法在這裡為爭奪地盤發生了戰爭,鱈魚就是導火線。現在紐芬蘭附近的幾個島還是法國人的領地。沿著海岸線有密布的漁村,內陸反而少有人煙。

捕魚是男人的活兒,每年六月到八月,一大早父親就帶著兒子出海捕魚。而當滿載鱈魚的船到了岸,婦女就開始忙活。一個人開膛破肚,下一個人負責切頭掏內臟,取出魚肝扔進桶裡做魚肝油,另外一個人去魚刺,然後是放入鹽水裡浸泡。儼然一條生產線。天氣好的時候,人們把魚放在木架的平台上風乾。看到以前的老照片,鋪天蓋地的鱈魚是條壯麗的風景線。鱈魚乾之後運到南美和南歐。南歐人再加工,然後銷售到英國。
越來越多的漁民到這裡捕魚,最後定居,由此英國在這裡建立了海外第一個殖民地,有自己的貨幣和國家系統。當時的捕魚是小規模作業,一家一戶在船上用釣鉤魚線,但負荷不了越來越多的捕撈人口,魚產量開始逐年減少。當地的政客意識到紐芬蘭的產業需要多元化,便開始興修鐵路,鼓勵人們種植農作物和開採森林。但紐芬蘭都是岩石,土壤很少,土地的貧瘠使得紐芬蘭的省花紫瓶子草都需要吞噬昆蟲以吸取營養,就可以想見其他農作物的生長情況。

紐芬蘭在二次大戰後經濟瀕臨崩潰,魚資源的枯竭與價格的下滑,更令其雪上加霜。英國那時也自顧不暇,希望它加入加拿大,好甩掉這個包袱。1948年的公投讓紐芬蘭成為加拿大聯邦的最後一省。

六○年代,政府為了削減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開支,鼓勵人們搬到更大的集鎮。於是人們拖家帶口,有的把房子移到木筏上遷移到新的地方。兩百多個漁村消失了,兩萬多人連根拔起,那種背井離鄉的創痛至今還留在記憶裡。

魚類資源的萎縮並沒有遏制人類捕魚的欲望,捕魚的範圍也從河流擴大到海灣,再延伸到近海。科技的發展也從魚鉤魚網上升到聲納探測儀、雷達、回音測深器,現代化拖網漁輪以鯨魚吞噬一切的胃口沿海底拽行,瘋狂吞噬海裡的一切資源,這不僅把魚貝類、軟體動物趕盡殺絕,也破壞了海底的生態系統。捕撈極盛時,紐芬蘭的近海成了不夜城,轟隆隆的馬達聲,明亮的探照燈,把海灣鬧得如同集市。從海裡撈的魚就地在船上處理速凍,從世界各地來的漁船不分晝夜地捕撈,最瘋狂的時候一年能捕撈八十萬噸的魚,鱈魚當時已被捕得近乎滅種。
終於1992年迎來了禁漁令,紐芬蘭超過四萬漁民卻失業了,一夜之間喪失了祖祖輩輩賴以謀生的手段。鱈魚,這個支撐了紐芬蘭發展五百年的產業支柱,到此劃上句號。紐芬蘭經濟自此一蹶不振,年輕人遠走他鄉尋找工作。失業的漁民面朝大海,等待鱈魚的回歸。然而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現在對商業捕撈的禁令依然有效,沒人知道什麼時候鱈魚會重回紐芬蘭灣。

●印地安人

提起印地安人,紐芬蘭人最先想到的是貝奧圖克人(Beothuk)。這不僅因為卡波特第一次登上北美大陸看見的篝火殘跡就是這個族裔留下的,還因為它讓人唏噓的命運。

貝奧圖克人在近代歐洲人登陸之前已在紐芬蘭生活了近兩千年,他們靠打魚與採集為生,性情溫和。因為渾身塗上紅色,歐洲人統稱印地安人為紅色印地安人。大概貝奧圖克人與維京人有過接觸,被傷害的記憶一代代傳下來,所以他們極力避免與白人接觸,歐洲人的到達使得他們退避三舍,遷移到島內密林,這也切斷了他們的食物來源,特別是魚類。貝奧圖克人沒有財產占有觀念,看到白人留下的東西就拿去用,被白人認為是偷竊,雙方經常發生衝突。當時歐洲人獵殺印地安人,活的或做奴隸,或運送到歐洲當展品。再加上傳染病,使其部落人口迅速萎縮。後來歐洲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鼓勵活捉貝奧圖克人,給他們禮物帶回到部落,以加強彼此的理解。

1819年,一隊白人帶著槍到貝奧圖克人的部落,原因是他們拿了白人的東西。在戰鬥中,一個叫德瑪翠(Demasduit)的女人被活捉。為了救她,她的丈夫和她的兄弟都被殺死。她在被抓的時候瘋狂地撕開自己的衣服,指著自己的乳房想告訴白人她還有個待哺乳的孩子。德瑪翠被送到聖約翰斯,當時紐芬蘭總督的夫人畫了她的畫像,這是唯一一幅貝奧圖克人的畫像。畫像裡的她一頭油亮的黑髮,穿著滾毛邊的紅皮衣,睿智的目光與美麗的面龐透露著溫文爾雅。通過她的畫像,人們看到了印地安人的另一面,不再是強悍的野蠻人,而是美麗聰穎。她很快掌握了英語,告訴他們,她有一個哺乳期的嬰兒在營地裡。當地人知道情況後,紛紛要求把她送回部落。但在回去的路途中,她因肺結核而死去,她並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她被抓走後,就因斷奶而死。當時只剩下不到三十一個貝奧圖克人。

1823年,白人在林子裡碰到三個飢寒交迫的貝奧圖克女人,她們從森林深處出來想找扇貝為食。這三人是德瑪翠的妹妹和兩個女兒。她們被送到聖約翰斯的途中,母親和一個女兒因肺結核去世。另外一個只有十八、九歲的女孩叫肖娜迪斯(Shanawdithit)先在一個有錢的英國人家裡當女佣,後來被轉到當地研究貝奧圖克的研究所。她學會了英語,就用繪畫與文字闡述了她的族裔的歷史與文明,貝奧圖克人用的工具和食具,部落的傳說,房屋的構造,以及與歐洲人的遭遇。這些都成了研究貝奧圖克的最珍貴史料。1829年,二十九歲的她因肺結核去世,貝奧圖克人在地球上徹底消失了。  

貝奧圖克人的消失在紐芬蘭人心中是一個消失不了的結,所有關於這個部落的一切也蒙上了神祕的色彩,他們知道是因為歐洲人的到來使得這個部落滅絕。如今,在發現肖娜迪斯的地方為她立了銅像,也有歌手為緬懷德瑪翠而唱詩,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掩蓋一個文明隕落的事實。 

然而故事並沒有結束。德瑪翠和她丈夫的遺骸被貝奧圖克人埋葬在一個湖邊,幾年後被一個考古學家挖出來,輾轉到蘇格蘭的國家博物館。經過幾十年的交涉,2019年蘇格蘭終於同意把這兩具屍骨歸還加拿大。在流離失所了近兩百年之後,德瑪翠和她丈夫終於可以重歸故園,入土為安。

而肖娜迪斯的頭髮也被一代代傳下來。2019年通過DNA的檢測,發現貝奧圖克人和其他印地安人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這一發現更增加了這個部落的神祕感,他們到底從哪裡來?中間的遷徙路線是什麼?他們十世紀與維京人到底有沒有接觸?發生了什麼?而這一切的答案也許在風中。
​

離開紐芬蘭,不知為什麼有一種難捨的心情。血雨腥風的歷史,環境的變遷,人與大自然關係的演變,一切都混合成低壓的雲層,揮之不去。紐芬蘭一年中有兩百多個日子是陰雲密布,在這種環境待久了,那種陰鬱會侵入骨髓,海風會成為呼吸的一部分。什麼時候鱈魚會成群結隊回歸?那時我也會重回紐芬蘭,再次感受那裡的海風和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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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波的哈勒爾

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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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勒爾(Harar)的巷子裡轉悠,不斷地被眼前的景象震得目瞪口呆,滿街的垃圾、塵土、人畜糞便。席地而臥的人就像一條狗,身子下面都沒有墊任何東西。有人在街上漱口,街上還有看似垃圾站但是人搭建用來睡覺的窩。我一遍遍遏制自己逃離的衝動,繼續往下走。

哈勒爾這個衣索比亞東南角的小鎮可以說遠在天涯海角。來衣索比亞的遊客本來就少,而到哈勒爾的更是少之又少。我來衣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小鎮,這個小鎮因為韓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 1854-1891)而不同尋常,我要在此尋找韓波。這個十九世紀的法國詩人在這裡前後居然待了十年,為什麼他會來這裡?為什麼他截肢後依舊念念不忘要回到哈勒爾?哈勒爾為什麼會對韓波有如此的吸引力? 

1888年,正值盛年的三十二歲韓波押著攜帶二千支槍和七萬五千發子彈的駝隊,在歷經近兩個星期的死裡逃生,從吉布提來到了哈勒爾的白色城門。那時的他已和少年時期判若兩人,不僅容貌蒼老削瘦成另外一張面孔,心境也完全不同。他漂泊的目的只有一個——賺錢。為了賺錢他什麼都幹過,馬戲團、工地的工頭、士兵、商人。當商人時他做過各種生意,糖、米、絲、棉織品生意,隨後擴大到經營樹膠、乳香、鴕鳥羽毛、象牙、獸皮和丁子香。但他發現搞武器交易更能賺錢,於是就走私軍火。

那時的哈勒爾比現在的模樣更加殘破。黑白照片裡一片矮矮的平房,凸顯城門的巍峨,坑坑窪窪的巷道由泥土與石塊鋪成。哈勒爾,這個被穆斯林視為第四大聖地有將近一百個伊斯蘭教堂,對於一個習慣巴黎生活的歐洲人來說,這該是多麼大的反差。韓波之前只有兩個歐洲人踏入此地,而他是第一個長期居住的白人。少年的韓波因為忍受不了他出生地的偏遠與閉塞,五次三番地奔往巴黎,他是怎樣在這種蠻荒之地忍受著綿延不絕的日落日出?

當韓波到達這裡時,他沒有想到他的前生——那個揮斥方遒、激揚澎湃的少年詩人在法國正聲譽鵲起。沙龍裡談論的是他的詩作《地獄一季》和《靈光集》,他被公認為一顆耀眼的流星,橫空出世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家都以為他已經死了,沒有人會想到他已改頭換面成了商人。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他少年時的詩作確切地預示了他的人生之路:「我只裝運佛蘭芒小麥或英國棉花。」

當韓波在法國的一個小鎮裡上學的時候,就展現了出非凡的天才,用拉丁語創作的詩歌獲得了學校的獎金。那個意氣風發的十六歲少年在寫給朋友的信裡說:「我想成為一個詩人。我正在努力成為一個洞察者。也就是說為了達到未曾有的境界,必須重新整合所有的感覺。這將會非常痛苦。我要尋找自己,消耗盡內心所有的毒物而保持其精髓,承受各式各樣的愛、痛苦、瘋狂。但我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有殉道者的獻身,哪怕被人詛咒,被當成罪犯,也再所不惜。」「我意識到我是個詩人。這不是我的錯。」

韓波對通感的體會不能不說是劃時代的感悟。他把母音字母和顏色聯繫起來——「A黑、E白、I紅、U綠、O藍」。A是蒼蠅上的黑背心;E使他想到冰川的傲峰、白的帝王。U是碧海的周期和神祕的振幅。I是在憤怒與沉醉中朱唇所吐出的紅血。O為崇高號角的刺耳音波。 
 

同年他寫了〈醉舟〉一詩,這是一個少年對未知世界的渴望,對神祕大海的嚮往。當詩人順著河水漂到大海,他腦海裡是無拘無束的奇異魔幻世界:「我夢見綠的夜,在眩目的白雪中∕一個吻緩緩地漲上大海的眼睛」、「我見過冰川、銀太陽、火炭的天色,珍珠浪∕棕色的海底的擱淺險惡莫測」、「我鑽破淡紅色的天牆,這牆上長著太陽的苔蘚、穹蒼的涕淚」、「我見過夕陽,被神祕的恐怖染黑,閃耀著長長的紫色的凝暉」……他的腦子彷彿一架魔幻機,天馬行空地把各種奇異的畫面拼接在一起,然後揮灑自如地塗抹著各種色彩。這首詩成了他開天闢地的利劍,將象徵詩推向了詩壇。他就是憑著〈醉舟〉這首詩敲開巴黎的大門。當時正值巔峰的法國詩人魏爾倫(Paul Verlaine, 1844-1896)讀了他的詩後回信道:「來吧,偉大心愛的靈魂,我們呼喚你,我們企盼你。」隨信還附上到巴黎的火車票錢。

韓波來了,拳頭揣在破衣兜裡,身上的短褲有一個大洞,身無分文。十七歲的他有揮灑詩韻的自信和噴薄欲出的青春,他那純真深邃的湛藍眼睛深深吸引了魏爾倫。比韓波大十歲的魏爾倫被他弄得神魂顛倒,多年試圖壓抑的同性戀傾向被點燃得一發不可收拾。他拋妻別子,和韓波私奔到了倫敦。兩個詩人的同性戀情震動了巴黎文藝圈。

兩人在倫敦、布魯塞爾和巴黎晃蕩了幾年,主要靠魏爾倫母親的金援。這期間他們吸大麻、喝苦艾酒,放浪形骸。但這種關係也是驚濤駭浪,有兩個偉大詩人的靈魂碰撞,但更多的是刀鋒對麥芒的肢體衝突。為了不讓韓波離開他,一次魏爾倫酒醉後朝韓波開了兩槍,其中一槍擊中了韓波的手腕。兩人和好後同意不報警,但當魏爾倫送韓波去火車站的時候,魏爾倫手一伸進兜裡觸摸手槍,韓波便如驚弓之鳥般飛奔到警察局。韓波後來撤銷了對魏爾倫的告訴,但魏爾倫仍被定罪,在監獄裡待了兩年。韓波回到老家後寫了兩本詩集,《地獄一季》和《靈光集》,寫完之後也從此和詩歌分道揚鑣。當時他不到二十歲.

我在哈勒爾轉著,學會調整自己的視角,把目光集中在五彩繽紛的牆壁上、穆斯林女人在輕紗裡裊娜的身姿、躺在牆根下咀嚼Kaffir葉子的男人、馱著甘蔗跟在女人身後的驢子、黃豔豔的裝水的大塑膠桶、在街道排列成行的縫紉機……,冷不防地,突然有一個男人挎著長槍溜達過來。
走到韓波紀念館,是當地一幢最豪華的兩層木樓,上面有精雕細刻的木頭雕刻,鑲滿了彩色玻璃。這個樓房是以前一個商人的住宅,被改成了紀念館,跟韓波並沒有太多關係。裡面有他在哈勒爾的幾張自拍照,還有十九世紀當地風土人情的照片,一些繪畫,還有他的書信的影印件。

看透了。形形色色的嘴臉一覽無遺。
受夠了。城市的喧囂,黃昏與白晝,日復一日。
見多了。人生的驛站。——噢,喧囂與幻象!
出發,到新的愛與喧鬧中去!

韓波與魏爾倫的決裂,不僅是他與詩歌的決裂,也是他與歐洲的決裂。他出發了,先是徒步穿過阿爾卑斯山到了德國,之後在荷蘭入伍,隨船到了印尼爪哇島,沒待幾天就當了逃兵回到歐洲。他也到過賽普勒斯,之後又跑到亞丁給一個進口商搞咖啡店生意,然後又被派到哈勒爾做公司分店的業務。經商的韓波非常精明,書信和日記就是帳本,收入支出一筆筆列得清清楚楚,還寫下各式各樣的主意,哪些人值得信任或小心提防等等,詩人的影子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再精明的他遇到紹阿公國國王孟尼利克還是小巫見大巫,這位後來統一衣索比亞的國王把他的槍枝沒收,把他當上賓軟禁了三個月,用五分之一的價格購買了韓波的武器,應付的款項只是一紙文字,無法兌現,讓韓波大呼上當。

在哈勒爾的生活無聊煩悶,他搞了一架相機消遣,也設法找些書來讀。單調乏味之極的時候,他覺得自己身上的文明因子也在一點點消失。但他在巴黎的聲譽還是影響到他,當亞丁的老闆知道了他的背景,問起他在巴黎的經歷,猝不及防的他老羞成怒地連說「惡心、荒唐、荒誕」。當被問及與魏爾倫的關係,他閉口不談。被問急了,只說是一場爛醉。

我能理解他那時的心情。歐洲在他的腦海裡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少年時的指點江山已被現實訓練得俯首帖耳,而他也早從少年時期的「壞孩子」脫胎換骨成另外一個精打細算的商人。離開魏爾倫之後,他沒有再和另外一個男人有任何親密關係,他的骨子裡是異性戀。而在當時封閉的宗教氛圍中,那段經歷是多麼讓人不齒。

他萬萬沒有想到,迫使他離開哈勒爾的原因是身體的疾病。他的膝蓋發腫,疼痛難忍。他本以為是靜脈曲張,便穿上特殊的綁腿,但情況卻越來越糟。他只好匆匆結束掉生意,雇了十六個人花了近兩周的時間穿過沙漠,大雨瓢潑的時候他泡在雨水裡十幾個小時。後來到達亞丁,再坐上渡船回到法國馬賽。醫生看完後,立刻決定截肢。

只有躺在病床上漫長的日子,韓波才真正意識到殘疾對他今後生活會有何影響,尤其想到以前翻山越嶺靠的都是兩條腿,截肢後走幾步都困難異常。絕望的時候,他感慨女人、婚姻和家庭從此與他絕緣,但他依舊念念不忘想回到哈勒爾繼續他的生活。不幸,半年後癌症還是奪走了他的生命。

我到的第二天是星期天,正好趕上當地人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過,擺地攤的女人們如一朵朵鮮豔的花開放在赭黃色的土地上,每個人的面前堆著幾斤香蕉、蔬菜、瓜果、一兩袋調味料、幾麻袋的糧食。那些食品的賣相都不很好,但每個人黝黑的臉上都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笑容。我突然意識到哈勒爾的魅力,就在於這種世代相傳從容不迫的生活方式,這種平民的腳踏實地的日常生活。

韓波在這裡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也和一個當地的女人住在一起,他在信裡還談到當地人的忠誠。但我更願意相信,是哈勒爾五彩斑斕的牆壁及民居裡豔紅的搪瓷盤和草編讓他留下來的。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韓波已經在二十歲擱筆時就死了,之後的他是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人。但我看到的是同一個韓波,都是不甘於現狀,渴望生活在別處,沒有任何羈絆可以讓他停止前行的腳步。十六歲的他離家出走去巴黎,因沒錢買票被關進監獄。他被保釋出獄後看到巴黎公社的慷慨激昂,就不顧一切地投入其中。當他宣布要成詩人時說過:「要嘛一切,要嘛全無。」當商人的時候他也是全部投入,兢兢業業。他前半生的詩人生活是在腦子裡追逐奇異的世界,「萬千的夢想在我心裡溫柔地燃燒」,而與詩歌分道揚鑣的他,是身體力行地實踐他的夢想。

他所要的,就是到天涯海角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成為另外一個人。生命的航程不在乎它的長短,短短三十七年,他經歷過兩種人生。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他踏足了歐亞非大陸,去了別人連夢都不敢想像的地方。

夏天藍色的夜晚,我會踏上小徑
走在綠草青青,光腳踩著麥芒尖尖
夢幻中我感受腳底的清涼
讓清風吹拂頭頂
沉默緘言,無思無念
無盡的愛將升入我的靈魂
我會走到很遠,像個波希米亞人
穿越鄉間,快樂得如和女孩在一起。
​

我真正感受到韓波是站在韓波紀念館的二樓,依窗而望,在起伏的山丘間,在密集的平房上,一群自由飛翔的鳥在碧藍天空下如舒卷的白雲,或盤旋上升,或倏忽而下,展翅翱翔,隨風而舞。牠們是韓波的精靈的化身,擺脫了一切塵世的羈絆,甚至是肉身的桎梏,自由自在地遨遊:
我永恆的靈魂
注視著你的心
縱使黑夜孤寂
白晝如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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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庄园

9/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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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托尔斯泰庄园的门口,内心荡漾着莫名的感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这个托尔斯泰生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贯穿他一生的轨迹。他就是从这里从童年走入少年再走入中年,也是从这里以82岁高龄逃出,最后死在离这里不远的火车站旁的小屋。他在这里成为世界级的文豪,也是在这里成为思想家,并以哲学家和宗教领袖的身份该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放眼望去,一条笔直的土路伸向远方,路两旁排列着白桦林。靠左手是一个很大的池塘,围绕着密密的树丛,水波荡漾,绿荫涟漪。经过植物园,左手边出来一大片的田地,上面有几个木屋,鸭鹅就在里面悠闲地散步,一幅田园美景。在土路的尽头你就可以看到一幢两层楼的长方形欧式白房子,上边覆盖着绿色的屋顶。这条路是托翁最爱的,他曾深情地讲到路旁成片的野花,天空中树枝间光与影的舞蹈,他是怎样第一次意识到美,并一往情深。

来的早,故居还没有开门。俄罗斯大妈们正忙活着清扫,弹地毯的,刷地的,擦土的。我站在外边静静地观察房子,房子很长,一溜十几个窗口。紧靠着石头房子搭建了一个木质的露台,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植被。

等到房子收拾停当,我被要求穿上鞋套,然后按着指示上了二楼。左手的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里面有两架黑色的三角钢琴,宽大的客厅中央是一长条方桌,上面摆着个兰花餐具,墙上挂着几幅托翁的肖像和他的妻子女儿的油画。在这里,留有他和俄罗斯的文人墨客的很多记忆,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契科夫、屠格涅夫、高尔基、列宾经常到他这里聊天,弹琴。

但这幢房子并不是托尔斯泰出生的地方。庄园里以前还有一幢楼才是他的出生地。无奈年轻时的他是典型的败家子。大学期间不好好读书,天天派对,逛窑子,赌输了就卖地卖房。他出生的房子就是做赌债被拆走的。每次对待自己的放浪行为,他无限懊悔,自责不已,并在日记里把自己的劣行毫无掩饰地写下来。但到时又控制不住,继续醉生梦死。

辍学在家的他百无聊赖,1851年决定跟着哥哥到高加索去呼吸新鲜空气。在和车臣人共处的几年时间里,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由此联想起了自己的故乡。也许人都要远离故土才能回眸自己的过去,在这期间他开始创作回忆录三部曲,描述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23岁出版的第一部书《童年》引得屠格涅夫的激赏,称作者是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后来被派去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了解到战争的残酷,创作了《哥萨克》,也为后来的战争与和平积累了素材。

1862年托尔斯泰爱上了邻居的女孩索妮亚,一个不满18岁、对世界毫无所知的姑娘,而他已经是34岁的过来人。新婚燕尔,托尔斯泰把他的日记给她看,里面暴露了他内心最黑暗最丑恶的秘密,其中包括嫖妓,与女佣、吉普赛人和已婚女人的勾当,反复出现的性病,与农奴的女儿有个几个月大的私生子。这种赤裸裸的表白对一个未谙世事的年轻女子无异于强暴,托尔斯泰从未考虑可能带来的冲击。索妮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真想烧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过去”,“我梦见一个巨大的花园,我抓住他的孩子,撕扯下他的头颅和双腿,像疯子一样。”她这一辈子都无法从创伤中恢复。
​
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托尔斯泰终于浪子回头,过着平稳的家庭生活。索妮亚忙前忙后管理园内的一切事物,一个占地380公顷的庄园和350个农奴的工作是非常琐碎与繁忙的。但她承担了一切让他可以专心写作。结婚同年,托尔斯泰马上开始创作他的史书《战争与和平》,直到1869完稿。
 
从客厅的另一个角出去有一个长廊,走廊的左边就是一个个敞开的屋子,托尔斯泰的书房就在中间。房间不大,墙上挂着拉斐尔油画的复制品,下面的书架上摆着一溜烫金的硬皮书。我看到了那张书桌,托尔斯泰伏案创作的地方。书桌很小,上面摆满了书籍、纸张、烛台、笔筒、镇纸等文具,非常的不起眼。而惹我侧目的却是桌前敦实的木椅,四四方方,有个奇矮的椅背,很难想象人高马大的托翁怎么挤在这里完成四卷史书的。

托尔斯泰每次写完草稿,就把它交给索妮亚,由她整理。稿子的字很小,有多处删改、注释和新增加的段落。索妮亚当天夜里地撰清,第二天托尔斯泰再在撰好的搞样上重新改写。每个章节要如此修改五六次。”战争与和平”她就手抄了七次。让她最为难的不是修改稿子,相反的,在这些撰写的过程中她觉得有参与与贡献的满足感。让她最痛苦的是不断地怀孕生产。托尔斯泰精力旺盛,婚后让她怀孕了16次,生了13 个孩子,只有8个孩子活下来。身体虚弱的她在医生的建议下寻求节育方法,托尔斯泰发现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节育是大逆不道。

 《战争与和平》完成后托尔斯泰在于1873年创造《安娜。卡列尼娜》。两本书都非常畅销,使他声誉鹤起,名利双收,连沙皇都亲切地称“我的托尔斯泰”。但这期间也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严重的信仰危机,再加上三个孩子在1873年后相继死亡。他感到极度的困惑是生命的意义,人到底活着为了什么?人无论如何改变不了死亡的命运,他所有的一切也会被遗忘,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面对死亡,名誉、财产、家庭有什么意义?他当时必须知道他所作一切的意义,不了解清楚他就无法活下去。忧郁严重的时候他不敢出去打猎,怕枪头会对准自己。对大多数人经历过的中年危机到托尔斯泰身上则成了过不去的坎儿,彻底改变了他下半辈子的道路。文学创作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游戏,他要解决的是人的终极问题。

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开始上下求索,从西方的康德、叔本华到东方的老子和佛教,从东正教的教义到阅读圣经原著。在他看来,基督不是神,而是人,没有所谓的奇迹。旧约里谈到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冤冤相报是人类痛苦的根结。他倡导宽恕,隐忍,以和平抗拒暴力,以不合作抗击占领。他的非暴力主张深深影响了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由此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

为了实现他的主义,他穿起农民的粗布衣服,下地耕种,自己制鞋,同时戒烟、戒酒,只吃素食。和他青年时期相比,他完全换了个人。仿佛通过苦行僧的行为来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但他知道这些行为都很虚伪,因为他占有大片的土地,对几百个农奴有着生杀大权。按着他自己的倡导的教义走下去,必然的结果是放弃他的财产和著作权,而这毫无疑问和索非亚产生巨大的冲突。
 

穿过他的书房,我看到了他的卧室,一张朴素的铁架单人床,上面铺着红色的毛毯和高高的枕头。床边的衣柜上挂着那件著名的白布长衫。列宾画过他穿着这件长衫在案桌上疾书,也画过他站在院里里;还有那张他坐在园子里读信的黑白照片,白发,白须,白衫,被黑色的园林背景衬托的那么亮眼。

而这张床,应该是他离家出走前最后栖息的地方。索非亚和托尔斯泰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她认为版权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是家庭开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孩子将来的生活的基础。索尼娅眼睁睁地看到那些托翁的信徒像苍蝇般进入他们的庄园,团团围绕着他,将他的丈夫引向歧途,越走越远。其中一位叫切特科夫的弟子把自己的家迁到了庄园附近,对托翁顶礼膜拜,把自己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托翁,从而慢慢控制了托翁的文稿和遗嘱,把索尼娅从她丈夫的创作生活中完全剥离。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她吞食过鸦片,卧过轨,投过湖,但只加重了托翁的反感和冷漠,他觉得索尼娅成了拴在他脖子上的石头。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10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托尔斯泰听到索尼娅悄悄溜进他的书房,翻箱倒柜地寻找他的日记。忍无可忍之下他逃离了自己的庄园,也逃离了共同生活48年的妻子。10天后,他客死在火车站旁的一个屋子里。 
 

从托翁的故居走出来,我不由得轻呼一口气。沿着小径往左转,两边是秘密的树林。一颗颗直立的树干直入天空,我想象他走过这里,思考着人类的大命题,对世界深沉的考量。走到树林的尽头,有托翁喜欢的白桦木椅,极目远眺是看不到边际的草地,这一切都是托尔斯泰庄园的一小部分。

谁能想象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却不能了断家务事。他与索非亚的矛盾是神与人的矛盾。一个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抛弃一切世俗的羁绊和丰厚的物质条件去寻求人类的大爱;另一个是脚踏实地管理一个庄园的女人,她必须事无巨细地看管一大家子的起居,好让她的丈夫在衣食无愁的状态下进行精神世界的探索。

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男人与女人的矛盾。高尔基回忆说,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谈论女人,但总是带着俄国农民的粗野口气。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种顽固的敌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惩罚她们。索非亚抱怨托尔斯泰不知在她生病时倒一碗水,“从清晨到午后到夜晚,我被丢弃在一边。我要满足他的要求,照顾孩子,我只是房间里的一个家具。”很难想象一个写出安娜卡列尼娜,把贵妇人的心理活动如此精确剖析的人会对自己妻子的感情需要如此漠视。

托翁在出走时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到:我的离去就会使你难受。对不起,但请理解我别无选择。我在家里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状态。除此之外,我已经不能在这种奢侈中继续生活,我做了其他老人到了这年纪该做的事情:离开世俗的生活,在寂静和孤独中渡过人生最后的日子。请你理解并不要找我。

他就这么仓皇逃离了,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有的只是从窒息的环境中寻求解脱的欲望,找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这里面的悲剧意味超过所有的戏剧,因为它不是文学创作。最悲怆的一幕莫过于索非亚站在火车站旁的木屋外,探着身子从窗户外看病重的丈夫。一个一辈子为丈夫和家庭付出一切的妇人落到如此不堪的下场:她被明令禁止进屋探视,因为只会加重托翁的病情。
​
 
我最后漫步到林子里一个半圆形的草坪,草坪中央有一个长方形土丘,被绿草覆盖,上面没有刻字,没有墓碑,一世的文豪,在这里长眠。年轻的时候托尔斯泰曾和哥哥寻找一个长青树枝,找到了它就能找到人类的幸福。他找到人类幸福的根源了吗?他得到了一生渴求的安宁吗?作为伟人,他一辈子注定要背负人类的十字架,经历炼狱的折磨。只愿他骚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在大地怀抱里找到最终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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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7th, 2018

5/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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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呢喃唱出休止符

2/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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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1日,國殤日,早上起來聽廣播,新聞台裡播出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 1934-2016)的歌曲,心裡一緊,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果不其然,曲罷傳來柯恩去世的消息。(編注:柯恩於2016年11月7日去世)

當天晚上去看冰上曲棍球。偌大的體育館裡搖滾樂震耳,懸掛在冰場上空的螢幕眼花撩亂地投射著各種信息。突然光線驟暗,一個沙啞的聲音隔空飄來,朗誦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著名的詩歌〈在法蘭德斯戰場〉:

在法蘭德斯戰場上罌粟花盛開,
一排排一列列的十字架
是我們長眠的地方
天空裡雲雀們仍勇敢地飛翔
槍林彈雨中聽得見它們歌唱。

那是柯恩的聲音,沙啞憂鬱,充滿著磁性,在耳邊喃喃細語。聽著聽著,我的眼淚刷地下來了。這首詩是紀念戰死疆場的士兵,而如今他也陰陽相隔,站在天堂裡,穿過死亡向我們傳達最後的問候。

柯恩在加拿大可謂家喻戶曉。六○年代就從他的紀錄片裡了解他的生活,後來陸續讀到他的詩集、小說,再後來聽他的唱片,他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他這一走,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他於1934出生於蒙特利爾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裡,從小喜歡寫詩彈吉他。他在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讀英文文學,二十二歲發表了第一本詩集,後來又出版了三本小說和幾本詩集,也獲得了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獎。但在加拿大沒有人是可以靠詩歌維生。他後來移居希臘,在那裡寫作生活。

1965年他寫了首叫〈蘇珊〉(Suzanne)的詩, 講述他的一個朋友蘇珊住在勞倫斯河邊,「她領著你去了河邊的小屋∕你能聽見船隻在屋外行駛∕你可以整晚和她泡在一起∕你知道她有些瘋勁兒∕她給你端上老遠從中國運來的茶和橙子」。整首詩是詩人對一個女孩子的感觸,一種精神的契合,以及那個女孩子的青春對他精神的觸及和波動。寫好後,他受人鼓勵,將這首詩改編成歌曲,一炮打響,由此走上了歌手的道路。

他自己寫歌詞、譜曲、彈唱,再配上他特別的嗓音,飽經風霜中一種蒼老落魄的陰鬱,讓人過耳不忘。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歌是在商店裡,當時彷彿被雷電擊中,不明白人世間怎麼會有這樣的聲音。我著了魔似地到處打聽歌手的名字,從此成了他的歌迷。

他的早期歌曲是他生活的寫照,才華橫溢的詩人總能得到紅巾翠袖的同情。而他創作的源泉得益於眾多的繆思,精神上的、肉體上的、感官上的。通過他的歌曲我們知道了在紐約有過一夜情的雀兒喜飯店;還有一個從挪威來的金髮女孩瑪麗安,他們在希臘相逢,分分合合了八年;另一個蘇珊則成了他兩個孩子的母親。每一段感情都在他的人生之路刻下印痕,幫助他在藝術創作中走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在〈我是你的男人〉(I'm Your Man)的歌裡,他唱到:
如果你想要個情人,
我會為你做你想要的一切;
如果你要另一種愛,
我會為你戴上面具。
如果你要個伴侶,
拉著我的手,
或者你在憤怒中沖我拳打腳踢,
我就站在這裡。
我是你的男人。

他的深邃的眼神、充滿磁性的嗓音,加上感性的歌曲,讓他贏得了大眾情人的稱號。但在情慾、肉體、性愛的表面下,是他的困惑、憂鬱、騷動,充滿了對自我的剖析,對生命的探索,和尋求精神的救贖。人到中年,他的歌曲轉而向更廣更深的地方,他曾寫下了「民主來到了美國」,還有關於恐怖分子的「我們先拿下曼哈頓,再拿下柏林」這樣的歌詞。他寫過現實的黑暗,對戰爭的厭倦,和平鴿成了被買賣的交易品,但是任何事情都有裂縫:「敲響可以發聲的鐘,停止你完美的供奉。任何東西都有裂縫,這就是為什麼光可以射進」。他花了五年創作了最富盛名的〈哈利路亞〉,前後共有八十個版本。

美國著名詩人艾倫.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 1926-1997)說過,巴布.狄倫(Bob Dylan, 1941-)蓋得住任何人,除了柯恩之外。連狄倫本人也承認柯恩第一。

然而人生之路充滿了迷途,每個人都要面對終極的問題:「我從哪裡來?要到何處去?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正因為他對自己靈魂不斷地拷問,並用詩性的語言表達他的困惑,使他贏得廣大歌迷的擁戴。他曾在迷幻藥裡尋求開悟,在肉體的歡愉中尋求遺忘,在開演前喝掉三瓶葡萄酒試圖放鬆自己,但他更深地陷入憂鬱裡。六十歲時他捨棄一切跑到洛杉磯附近的山上修行打坐,從師於一位日本禪宗大師,一去就待了五年。之後,他又去印度尋求開悟。終於一天,陽光撥開陰雲,他突然尋找到了內心的平靜。

等到他回到塵世才發現,他的經紀人把他的財產一捲而空,他完全破產了。雖然官司判他勝利,但失去的錢財已無法追回。萬般無奈,2008年他以七十四歲的高齡開始了巡迴演出,五年裡踏遍世界各地,共唱了三百八十場。

我有幸在蒙特利爾看了他的演唱會。他一身深灰呢子的西服,頭戴一個禮帽,彬彬有禮,非常得體與謙虛。中年魁梧的身材此時已風乾成瘦骨嶙峋,臉上更深刻著歲月的痕跡,嗓音也更低沉嘶啞。他彷彿是一罈酒,經過歲月的提煉而香醇醉人。一個多小時,他站在那裡不停地唱著,大多時候低著頭,原地踱步,從〈蘇珊〉到〈再見瑪麗安〉,從〈我是你的男人〉到〈和我舞到愛的盡頭〉,從〈哈利路亞〉到〈關閉時間〉,他的一生就在那些歌曲裡一幕幕展開,青春的騷動、愛情的得失、對世界的審視、對人類的關愛,其中,有歡樂、有失落、有孤獨、有嘆息,但到了最後,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正是因為這次的巡演,逼迫他從半退隱狀態中出來,也激發了他的創造力。他不僅出了本詩集,還發行了幾張專輯。最後一個歌曲專輯《你想要更暗》把他的成就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果你主管交易
我會離開遊戲
如果你負責療傷
我會是窮困的殘疾
如果你是榮光那我就是羞恥
你想要更暗
我們掐滅燭焰
你的聖名被放大,被推向神壇
你被人類詆毀,被釘死在十字架,
百萬支蠟燭為希望點燃
但救助從未到來
我就在這裡
我已準備就緒,我的上帝

歌曲先由猶太唱詩班清澈的合唱開道,馬上震撼的搖滾節奏跟進,伴隨著他顫動的低音,彷彿一代先知在雲光萬丈消失前忽然仰天長嘯:我已準備就緒,上帝!

此時的他已氣定神閒地接受死亡,但並沒有忘記對上帝的審視。此時的他不需要情人,因為一切都已隨風飄逝。此時的他已經到達徹底的自由境界,不為身外之物所累。

大哉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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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森與阿岡昆公園

9/2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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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崎嶇的山路上走著,地上布滿了的虯枝錯節的樹根和稜角分明的石塊,目力所及,是亮眼的金黃、嫩綠、橘黃和艷紅,樹幹挺拔直入藍天,天空也變成了點彩派五彩繽紛的畫布。阿岡昆公園以秋葉之美名冠全球,而在安大略安營紮寨長達二十多年的我,卻是第一次來到這裡欣賞紅葉。

走著走著,山路上變成了柔軟的黑泥,上面布滿了一個個一釐米見長的淺黃色松針,正疑惑著,一陣輕風吹來,樹枝搖曳,松針劈劈啪啪從空中紛墜,打在風衣上發出清脆的響聲。讓我親臨沐浴金色的松針雨。

等我爬上了觀景台,那如詩如畫的萬里長卷呼拉一下鋪展開來,震得我有些措手不及。湖水彷彿被靛青染過,藍得明亮透底。環繞湖水的樹林遠遠望去,像一條彩帶,被不同色調的黃紅綠相互交織映襯。近距離的是一棵棵色彩奇異的樹,彷彿由現代派畫家提起顏料桶潑灑出來,純粹亮麗得讓人頭暈眼花。這秋葉怎麼可能成了這個樣子?炫美得有些虛幻。

看到這個景色,我忽然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那一幅幅畫布被顏料堆積出了立體感,燃燒的雲朵、雪白的梧桐樹幹、艷紅的楓葉,被隨性的畫筆一揮而就。仔細一想,是加拿大著名畫家湯姆‧湯姆森(Tom Thomson)的畫作。而湯姆森跟阿岡昆公園有著不解之緣。

湯姆森出生於1877年,在安大略省中部長大,二十多歲時對自己的未來還沒有定向。他後來對版畫感興趣,去夜校選了些課,之後被一家多倫多的廣告公司雇用,搞裝幀設計。1912年他第一次去阿岡昆公園用油畫寫生,被當時喜愛藝術的資助人看重,免費給他提供木製畫板和顏料。他後來就春天進公園,靠打魚、做導遊增加點收入,冬天回多倫多把部分的速寫改成大面積的油畫。

湯姆森1912年首次進入阿岡昆公園,到1917年去世,在短短的五年裡創造了四百多幅的油畫速寫,大幅油畫只有十幾幅,但件件是極品。他沒受過什麼專業訓練,大多靠師法大自然自學成才,從一個一文不名的小雇員到大師級的畫家,經歷不可不說奇特。而更讓後人震驚的是他的死,正值盛年而又熟悉水性的他,怎麼可能溺斃?於是各種猜測湧起,被推斷為謀殺的書籍和紀錄片層出不窮。但因時間久遠,人證物證泯滅,所有的猜測只能是推斷。但可以確定的是,湯姆森使得阿岡昆公園成了文化符號,兩者息息相關,缺一不可。

因為他對北方風景的熱愛,帶動了多倫多一批畫家先後進入阿岡昆公園,他的畫風、題材也影響了他們。這些畫家在他去世之後,組成七人組,成為加拿大著名的流派。令人惋惜的是,湯姆森死時不到四十歲,在創作正值巔峰時英年早逝,對加拿大畫壇是不小的損失。七人組的成員深感悲痛,他們不僅自願成為他遺產的執行人,還不遺餘力地提升湯姆森在加拿大畫壇的地位。七人組把阿岡昆公園看成了湯姆森的祭園,他死後,無人再在公園裡作畫。

湯姆森的畫成了加拿大的標誌,加拿大國家藝術畫廊收藏了他幾幅著名的大幅繪畫,如〈傑克松〉(Jack Pine)、〈北方的河〉(Northern River)、〈春天的冰〉(Spring Ice)等。其中〈傑克松〉以連理的枝條、大面積的葉面描繪了加國特有的風景。阿岡昆公園甚至有以傑克松命名的徒步路線,路線經過當年他畫傑克松的地點。

阿岡昆公園的十五個徒步路線裡有八個路線可以看秋葉,我在三天的時間裡走了七個,可以說把那裡的秋葉遠觀近瞧,細細梳理。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兩個博物館,一個是阿岡昆參觀中心,另外一個是伐木博物館。

參觀中心展覽的是阿岡昆公園的歷史,從地質構造到當地的動植物,從一萬年來印地安人在公園的活動到近代歐洲人的影響。十六世紀歐洲殖民者到了這裡,看到茂密的原始森林裡充滿了粗大的松樹,眼睛都綠了,嘶喊著「我們可以砍伐七百年!」於是成片的樹林在斧頭與鋸子間倒下,而且這種砍伐是斬草除根式的,不管樹齡大小,所有植被一概斬盡殺絕,最後一把火燒光。然後再種樹木,四十年後再砍下,彷彿是莊稼收割。

到了1893年,有識之士終於意識到要做些保護工作,為了保護當地的野生動物而建立了阿岡昆公園,也是安省的第一個省立公園。但伐木依舊進行,不僅如此,還在公園裡大興土木,修鐵路,建造大型的旅館,好讓多倫多和渥太華的居民可以更方便地北上。那時的公園成了旅遊勝地,人們到這裡游泳、釣魚、划船。

當湯姆森1912年進入公園時,園裡滿目瘡痍。他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的狀況,光禿的山上殘留的幾棵枯樹孤零零地直刺入天空,湍急的河水裡充斥著漂浮的樹幹,樹林也不再是濃密的原始森林,而是後來重新長的次生樹木。但北方還是北方,山依舊,水長青,雲彩還是那麼亮麗,秋葉也依舊燃燒,他的畫捕捉到了北方山水的粗獷與原莽。通過湯姆森的畫,世界看到了加拿大的風景,阿岡昆公園成了加拿大風景的標誌。

看到這裡,我不禁一聲長嘆。以為所到之處看到的美景是從冰封之後的原始狀態,原來並非如此,一切都是次生的,是毀滅後重新更生的。連安大略的省立公園都被如此破壞過,很難想像其他的地方了。但反過來一想,如果沒有這裡的開發,湯姆森也不可能一個人赤手空拳到這裡,也就不可能有那些繪畫。也就是說伐木工對阿岡昆公園的開採幫助了湯姆森對北方的發現。

到了伐木博物館,與伐木有關的模型按原樣建造,露天鋪設在1.5公里的徒步路線上。在這裡可以看到當時的馬廄、伐木工人的宿舍、伐木的設備、運輸木材的水閘和船隻等等。伐木工的生活是辛苦的,在嚴寒的冬天將樹木砍倒,然後等到春天冰雪融化形成湍急的河流時,將原木沖到下游,整裝上船後,運往英國。有很多工人在湍急的河流中葬身河底。

但大自然有著驚人的自我療傷力,特別是在人類不再破壞之後。廢棄的鐵路線成了徒步的路線,水泥橋墩在樹木的掩映下,誤以為是天然混成,樹木鬱鬱蔥蔥,一切都彷彿是大自然的造化。

然而,要是看地圖,就會發現阿岡昆公園占地七千六百平方公里,形狀如燃燒的火炬。六十號公路穿越火炬把手的地方,在阿岡昆公園裡部分只有五十六公里,大多數徒步路線也沿著這條公路而設,所以遊客對公園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公園的絕大部分地區是在人跡罕至的北部。然而,時至今日,仍有超過一半的面積屬於砍伐區,而且是由省政府管轄的伐木公司進行開採。以至於不少有識之士呼籲省政府尊重阿岡昆公園在加拿大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禁止伐木。

但是經濟利益和環境保護似乎是水火不容的兩極。在被保護的阿岡昆公園裡,每天依舊有樹木被砍倒,野生動物的家園受到威脅。阿岡昆公園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名聲達到真正的休養生息。
​

再次走在阿岡昆公園的小徑裡,我對滿眼的樹木多了一層了解,也有了一絲無奈。但願有一天,阿岡昆公園能夠成為名副其實的保護區,讓大自然有一個真正不受干擾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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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

7/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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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外婆叫我好寶寶。糖一包,果一包。”

記憶裡沒有外婆,也鮮有糖果。平時吃的糖就那麼幾種。小兒酥的餡兒是用芝麻和白糖混合的,外邊有魚銀白與灰條紋。另外一種是高粱飴,糖紙裡面還有一層米紙, 咬開裡面是透明的。 除了甜,也沒有什麼別的味道。

有一次去火車站接回國的父親,同去接人的叔叔給我們這些孩子每人發了幾塊糖。我看著那幾塊用錫紙包裝的糖,金燦燦地亮的刺眼,仿佛是捧著個小太陽。頭一次看到糖可以漂亮成那樣,震的我暈頭暈腦,這跟我習慣的烏仄油膩的蠟紙真有天壤之別。

后來條件邊好了, 過年的時候還可以吃到關東糖。一塊赭黃的糖塞進嘴裡,就是牙齒與黏糖之間的起程咬合,牙常常給死死地粘在一起,然后奮力拔開,幾乎把牙黏掉。之后又毫不猶豫的把牙齒扎進去,樂此不彼。長大了明白關東糖是獻給灶王爺的,糊住他的嘴不讓他給老天爺說壞話。

到了八十年代上寄宿學校,母親每周日下午一項不可缺少的任務是發糖。她把我們一周吃的糖一次性發光,每人面前堆了個小山。糖的種類也丰富起来。有話梅硬糖,含在嘴裡仿佛是梅子的結晶,酸的直瞇眼; 還有不同味道的小方塊軟糖 ,由不同顏色的蠟紙包裝。 我常常當時就把大部分糖果塞進嘴裡,然后在學校最沒油水的日子閉著眼回味每塊糖的味道, 后悔當初沒有意志力。但想歸想,等到星期天,依舊是由著性子,大快朵頤,過把癮再說。

后來出國了,各式各樣來自世界各地的糖果更是讓人眼花繚亂。但奇怪的是我對糖果的興趣反而沒了,不知道是因為物以稀為貴還是對健康更加重視,糖很少吃了,唯一吃的是巧克力,還必須是黑巧克力。每次回國,箱子裡塞的滿滿的瑞士巧克力,可以送給親朋好友。遇到鬼節,可以買大袋小包裝的糖果,可以給看門的,送牛奶的,裡裡外外都打點到。

因為我喜歡出外旅游,也帶些糖果送給異域的小朋友們。 碰見可愛的孩子,給一兩顆糖,看著他們心花怒放的笑臉,真是比自己吃了還高興。記得在烏茲別克哈布拉的居民區閑逛,一個甜美的疏著羊角辮的女孩跑過來要“bonbon”。我一摸兜兒,沒有硬糖,就有一塊飛機上發的巧克力,順手給她。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掰成三塊,第一塊給了一個最小的男孩,把另一份給了一個稍小的孩子,最后的給她自己。多可愛的孩子!感動之余給他們三個照了張相。

除了回國,父母也常來看我們。母親每次來加拿大,都問我們要什麼東西。這邊什麼都有,也不願她這麼大把年紀費神。但我知道即使我們什麼都不說,她依舊會帶成箱的糖果,果丹皮,應子, 核桃糕,話梅肉,酸棗糕。。。然后給我們每人幾大包, 就像從前住校分糖一樣。不同的是我現在不會一下子干掉,而是慢慢品,品家鄉的味道,品母親的慈愛,品時間的流逝和什麼是天荒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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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海之死

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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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努庫斯的遊客必去兩個景點,一是努庫斯藝術館,另外一個就是鹹海。

一清早,兩輛越野車載上我們幾個遊客出發了,包括一個六十歲的日本女遊客和幾個法國人。我們剛開始還在柏油路上走,很快地,道路消失了。只見一望無際的荒野上到處是一簇簇的枯草根,和被輾壓的道道車轍。我們的車如脫韁野馬般在原野上狂奔,拉起的煙霧彷彿狼煙奔突,在沙場馳騁。

車開到一處景點休息,我們下了車,看到以前的湖岸峭壁叢生,但目力所及,已見不到水面,只是遠到天涯的黃土。車開了一會兒,才看到了湖面,其實就是淺淺的河灘,中間被浮出湖面的黃土地割裂成一條條水溝,而枯黃的野草東一叢西一堆地立著。風吹來,天空裡鉛雲濃重,一片肅殺與蕭條的景色。大家都面目凝重,因為我們心裡清楚,這次出行的目的是為了看歷史上最嚴重的環境災難——鹹海之死。

在中亞廣袤的土地上,鹹海曾經是世界上第四大內陸湖,大得被稱之為海。它占地六萬八千平方公里,漁產豐富,有六百多種魚,年產2.5萬噸魚,很多人靠打魚為生。注入鹹海的有兩條河,阿姆河(Amu Darya)和錫爾河(Syr Darya),河水由雪山融化,滋養著這裡的萬物。然而蘇聯六○年代開始搞計畫經濟,決定把棉花產地設在中亞。而棉花是需水量很大的作物。為了保證棉花的生產量,蘇聯建造了世界上最長最大的灌溉運河:卡拉庫姆運河,以截流阿姆河和錫爾河的河水灌溉棉花。從此之後,鹹海迅速枯萎,湖面急劇減小導致湖水鹽度增高,漁產量減少,多種魚類滅絕,植物也受到嚴重破壞。湖底鹽鹼裸露,在風力作用下,大量鹽鹼撒向周圍地區,使鹹海周圍地區的沙質平湖平原逐漸沙漠化,流沙迅速發展,形成「白風暴」。當地人的受鹽鹼的影響,各種疾病叢生。一個好好的魚米之鄉被改造成了人間地獄。

開了八、九個小時車,我們傍晚時間到達了鹹海附近露營。途中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鹽鹼地,土地上面結了一層白色的痂,腳踩上去,下面是軟的。沙地上滾著一個個肥皂泡沫似的圓球,在風的吹動下四散奔逃。而湖水的排浪也彷彿是充滿了洗衣粉,皂沫飛濺。

工作人員搭好帳篷,然後就開始準備晚飯。他們到附近撿了些柴火,又在搭好的篝火堆上燒菜做飯。我們這些遊客就在附近遛達。一個導遊用法語給另外一對法國夫婦講中國絲綢的故事,讓我聽得津津有味。據說一個中國公主有一天在桑樹下飲茶,沒想到一個蠶蛹掉到她的熱水杯裡,她把蠶蛹從杯裡取出,發現了長長的蠶絲,由此發明了絲綢。絲綢以前為皇親國戚專用,後來行銷到西方,羅馬帝國對絲綢的需求致使國庫空虛,以至於議院要禁止絲綢進口。而古代中國很知道保護知識產權,對於夾藏蠶蛹出關者處以極刑。出關的人的衣服縫都要捏過,確保沒有蠶蛹藏在裡面。但最終絲綢的祕密還是傳到了西方,一種說法是西域的和闐王子和一個中國公主結婚,中國公主不能想像沒有絲綢羅緞的生活,把蠶蛹藏在髮髻裡帶出來。還有的說是景教徒把蠶蛹藏在空心的竹手杖裡藏掖出關,帶到了拜占庭。因為鹹海一帶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所以導遊談起這個故事,讓我不由得以嶄新的目光又環視了這裡的土地,中國和這裡還有這麼久的淵源。

正聊著,突然另外一輛越野車開過來。在這麼偏遠的地方怎麼會有他人來訪?過去一問,是從塔什干直接開過來的另一批遊客,裡面只有一個日本人,其他都是當地旅行社的。我跟一個戴運動帽一身運動裝的女孩子聊起來,才驚異地發現她居然是當地很知名的一家旅行社老闆,叫法蒂瑪。她看起來也就三十出頭,戴著一副黑邊眼鏡,梳著羊角辮,一口流利的英文,說起話來不時地哈哈仰天大笑。如果不是她親口告訴我她是本地人,我會以為她是外國遊客。烏茲別克在我的心目中是比較傳統的國家,一個女人居然能當老闆,言談舉止這麼開放,她的經歷引起我的強烈好奇。

她告訴我她二十一歲結婚,但是等到二十四歲才要孩子,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開這家旅遊公司也十一年了,以前她的老公給其他公司幹活,後來她的公司越辦越紅火,老公就辭去了工作,幫著她幹。我聽到這裡,衝她豎起大拇哥。

話題自然轉到政治問題。我問她有關總統女兒的問題。前不久看電視報導,談起總統女兒是個很另類的女人,唱歌、寫詩、作曲、搞生意,無所不能。她染了一頭金髮,穿著一身金光閃閃的緊身長裙在音樂的伴奏下搖首弄姿,但不知為什麼被她老爸關了禁閉。法蒂瑪告訴我是貪汙受賄的問題,總統的女兒和她的男朋友搞了一個通訊公司,西方國家的公司想進入烏茲別克的市場必須行賄,金額高達幾千萬美元,事情捅出來後老爸大怒,把她軟禁在家裡。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兒被老爸關禁閉,估計也就是烏茲別克這種國家能幹出來。但法蒂瑪談到總統的女兒很敬佩,她畢竟為烏茲別克的婦女做了很多工作,如幫助婦女推銷手工藝品,提高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法蒂瑪承認烏茲別克的總統獨裁,缺乏西方的民主,但對烏茲別克宗教狂熱的國民性來說,必須有鐵腕總統,「要不然女人都得給你把臉蒙上。」

晚飯做好了,是當地特色飯plov。真高興晚上能吃上熱飯菜,油滋滋的米飯裡有香噴噴的羊肉和胡蘿蔔,而不再是中午的冷麵包夾香腸。冷風吹得我們瑟瑟發抖。人人都帽子手套全副武裝擠靠著,圍坐在鋪著食物的毯子上,氣氛融融。

晚上我就和日本女人擠在一個小帳篷裡。身上穿了羽絨服,進了睡袋拉上拉鏈,依然凍。只覺著冷氣從地面滲進來直入骨髓。沒有氣墊床,沒有被褥,和我平時在安省露營地的條件有天壤之別,但只能將就。

第二天天還沒亮,就聽見別的帳篷滋啦作響和腳步聲。大家起來是要看日出。我躺在那裡琢磨到底是否湊這個熱鬧。各式各樣的日出看得太多了,見怪不怪。但看日本女人起來,我也就爬起來。出帳篷一看,河岸上山坡上到處站著人,都面朝一個方向翹首以望。我上土坡看了看,海岸線雲霧濃重,這日出估計是看不了了。

吃完早餐,我們上了車,開到一個舊港口:穆伊納克(Munyak)。一個狀如風帆的三角形紀念碑聳入藍天,環繞紀念碑有圖片說明鹹海的過去和現在。最觸目驚心地是看到鹹海的照片,由五○年代的一張大圓餅逐漸縮小,到了現在就剩下一個小長條和幾塊碎物,彷彿吃完披薩餅後剩棄的邊角料。而在觀望台上,則可看到一片黃沙中擱淺的舊船殘骸。十幾條大小不一的船,都銹跡斑斑,一律深棕紅色,躺臥在如海的黃沙裡。遠處不知哪裡飄來的陣陣黑煙,越發顯得像硝煙未散的戰場。

看著那些擱淺的船隻,心情沉重。當年船隻早出晚歸,停靠在港口,準備第二天下水捕漁。沒想到湖水日漸遠去,這些船隻也像折翼的夢想,永遠停滯在沙灘裡,遙望著遠不可及的湖水——如今的湖水離此地已一百多公里。

我們沿台階而下到了沙灘,在船骸中巡遊,有的船頭昂首衝天。這時才能體會到船體的雄偉,在船舷下仰視蔽天的船體,感覺自己是多麼地渺小。有的船身鐵皮已徹底腐爛,只剩下肋骨般的龍脊和一道道支撐船體的鐵管。我在那裡拍照片,忽然從破舊的船倉裡出來一對男女,他們大概也沒想到會撞上外國遊客,我也沒想到此地居然是幽會的場所。雙方都先是不好意思,然後那對男女大大方方地擺姿勢讓我給他們拍照,讓我錯愕之後不禁莞爾。

回到聚會地點,大家都長吁短嘆,詢問鹹海能不能起死回生。哈薩克斯坦為了挽救鹹海修築了堤壩,又把截流的河水注回,狀況有很大好轉。但烏茲別克的情況不一樣,人口眾多,又缺乏其他自然資源,只能依靠農業。雖然棉花的生產規模有所下降,但當地人已經不能離開河水,所以鹹海想恢復成以前的樣子幾乎不可能。

我們又開車到新建的鹹海博物館去看展覽。我對展覽沒興趣,就繼續和法蒂瑪聊天。我問她對俄羅斯的看法。她說烏茲別克是俄羅斯的兄弟,以前是蘇聯的一部分,現在他們依舊看俄羅斯的電視、說俄語,思維受到俄羅斯的洗腦,輿論當然向著俄羅斯一方,所以他們的看法不能算中立。我很佩服她清醒的認識。談到烏茲別克的總統,她很是擔心,他已年逾花甲,他死了之後誰來接班,將來局勢的動蕩都是未知數。她不希望國家陷入動亂中。

看完景點,越野車往回開。我的思緒也隨著飛揚的煙霧飄逸,想起了前一天聽到的第二個故事。當初帖木兒(Timur)一生戎馬,所向披靡,征服了從南亞到中東的土地,建立了龐大的帝國。他一生征戰四十餘年從無敗績,年近古稀開始虎視眈眈地想征服中國。1404年他率領二十萬大軍,向中國挺進。而帖木兒當時遇到了最強的對手,是明成祖朱棣。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裡,五次親征蒙古,南下收復安南,六次派鄭和下西洋,可以說「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如果雙方對決,可以說一場棋逢對手的世紀大戰。然而就在帖木兒行軍到絲綢之路的重鎮訛答剌(Otrar),位於阿雷思河(Ayrs)和錫爾河交匯處時,不慎從馬上摔下,當晚就魂歸西天。臨死前在軍帳的詔令是繼續攻打。

但樹倒猢猻散,帖木兒一死,他的軍隊馬上班師回朝,再沒膽量偷窺中國,其帝國不久也分崩離析。歷史學家一致思考的命題是「如果」,如果帖木兒不死,這場大戰會鹿死誰手?世界格局將受到怎樣的影響?歷史將向哪個方向發展?當地人都認為帖木兒暴斃是天意,否則他一世的偉業和一生戰無不破的英名將被染上汙點。

然而潮起潮落,不同朝代與民族在這裡走馬燈似地輪番登場,到頭來只是餘音繚繞。只要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誰主沉浮實在是次要的問題。如今弄得黃沙滾滾,寸草不生,誰統治都失去了意義。環境才是超越國家的最大命題。如果鹹海之死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更大的危及人類生存的氣候暖化已迫在眉睫,何去何從,所宜深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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